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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着，做梦

楼主 醒着，做梦说：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历史喜欢英勇豪迈的事迹，却常常不去讨论其带来的后果。
今天的故事，有点像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隐喻，一个普通家庭的三兄弟，浓缩了近代史三个最重要的身份：，共产党员，农民，国民党。
中国一百年间的波澜壮阔，在他们家徐徐上演。
我的伯伯叫徐时云，他是我们县第一个为革命牺牲的志士。
每年县里组织的爱国主义讲座，都会讲到他的英勇事迹，却无人说他牺牲的过程。
我无数次问过父亲这个问题，因为伯伯是我父亲去收的尸。但每次问到这，父亲就缄口不语。
直到57年后，因建设需要，埋葬伯伯的坟地要被征用。
伯伯要搬新家了。这次是我去给伯伯移坟的。
我小心翼翼地刨出泥土，慢慢地露出了一些苍白的骨殖。当年的棺材、衣服都腐烂得不见痕迹。
我在地上铺上一块红色的被单，红色又辟邪又吉利。我还给伯伯准备了一只手提箱大小的棺材。现在，小棺材也可以把伯伯装下去了。
伯伯四肢、躯干的骨殖都比较完整，但头颅却不见，除了几颗牙齿，只有一些碎骨。
那一刻，眼泪哗啦啦从我眼眶里掉下来。
我终于知道当年子弹到底打在伯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了，我也知道父亲一直不肯告诉我的原因了。
因为打的部位是脑袋，头骨都打碎了，这有多么的残酷。
所以父亲去给伯伯收尸时，才会专门绕道买上一顶黑色的礼帽，盖住他破碎的脑袋。
这种黑色礼帽是伯伯生前最爱的配饰，也最终害死了他。
我们这有句老话，老大忠，老二憨，家家都有个精老三。
我父亲三兄弟正是如此。
伯伯从小有光宗耀祖的潜质，是祖父内定了的家族接班人。
我们徐家是常山县的大姓，祖父辈分高，负责看管县城徐氏家族的大祠堂——里择祠，还帮忙打理部分徐姓家族的田产、房产，算是德高望重。
正当祖父按照传统的老路培养三个儿子时，上海爆发了惊动海内外的“五卅惨案”，工人和学生抗议日本纱厂镇压工人，英租界的印度巡捕开了枪，射杀多人。
上海工人群众的游行示威，迅速得到全国各大城市的积极响应。伯伯当时正在县城当学徒，他不仅和常山百姓罢工、罢课声援上海，还亲自跑到上海游行示威。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在上海的3个多月，他不仅被革命洗了礼，也学了一身上海滩的新派头。
喜欢戴礼帽就是在那时候染上的“毛病”。
二三十年代的繁华的上海滩，从上海回到常山那天，伯伯头戴黑色礼帽，身穿笔挺中山装，大多街坊已经认不出他了。只有隔壁算命的老先生一眼给认了出来，这不就是徐家大公子吗？，得到消息的祖父已经在祠堂的太师椅上等候。只要是徐家的后人，从外地回来必须先祭拜祖宗，这是规矩。
看到长子恭恭敬敬磕头拜徐家先人，祖父虽然脸上一直绷着，但悬着三个月的心终于是放了下来。
回到家，两个弟弟围在伯伯身边，问东问西。此时我的三叔徐国政才6岁，一把抢下大哥的礼帽，就戴在了自己的头上。
礼帽很大，把叔叔整个头都盖住了，叔叔抬起头，仰望着伯伯说：“大哥，我长大了要跟你一样。”，一家人吃过晚饭，祖父将伯父单独留下，严肃地让他重新谋个差事，准备结婚成亲，这是徐家长子应该承担的责任。
但人的思想一旦被唤醒，再让他装睡是不可能的了。
那时的中国，旧的权威刚被打破，新的权威尚未建立，实际上陷入一种极其混乱的无序状态，军阀割据混战，民不聊生。
很快，北伐军东路军所属的第二十二师进抵常山，小小的一个县城一下子拥进了万余人，打破了以往的平静。
为了吸收更多年轻人参军，北伐军宣传大队每天都在县城广场上轮番演讲。头戴新式礼帽，满脑子新思想的伯伯决心已定——参加北伐军。
穿上军装的伯伯，英气逼人，祖父不舍得儿子拿生命去革命，但又无法阻拦，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生闷气，不肯和伯伯见面。
父亲带着叔叔一路送他到东城门。这和去上海游行不一样，伯伯知道子弹不长眼睛。他交代老实憨厚的父亲，以后家里的事，就全靠你了。
在北伐军中，伯伯很得领导器重，光复杭州时，他担任了第二十二师少尉宣传科员。
而就在北伐军收复上海时，他收到了一封家书，说祖父身患重疾，已处弥留之际，要他尽快回去见最后一面。
等伯伯火烧火燎赶回家，推开门一看，祖父却好端端的。心里的担忧虽然放下了，却忍不住生出一丝抱怨：父亲大人怎么可以这样？这不是耽误大事吗？，祖父一拍桌子，厉声说，作为家里的长子，你的大事是孝亲敬长。
伯伯哪还听得进祖父的教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推翻反动军阀，耐着性子在家待了半个月后，一天早上，他趁家人还在熟睡，留下纸条偷偷跑回部队了。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只是半个月时间，北伐军中已经是风云变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针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
复杂的党派斗争浇灭了伯伯的一腔热血，最赏识他的领导劝他回家。伯伯心灰意冷离开部队，回到了常山。
祖父很高兴，希望他赶紧找个工作成家立业。伯伯却心不甘情不愿，成了第二国民学校的一名小学教师。
他不想只当个孩子王，在学校一年后加入国民党，去了县政府工作。几年后，被推选为县党部候补执行委员，是县里数得上名号的人。
此时的伯伯看到的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党内部尔虞我诈的派系斗争，不仅有中央派、元老派、第三党等，就连中央派自己又分成CC系、黄埔系、政学系……，正当他想要有些改变时，有人邀请他去做件大事，而这事可能掉脑袋。
那是1932年7月，伯伯在街上独行，突然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名字，扭过头去一看，竟然是北伐时的战友。
这个战友很是神秘，说有机会带他去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有点意思，想在常山做点事情。
伯伯喜欢交朋友，一口答应下来，说晚上就约来见见。战友却摆摆手，说不着急不着急，等要见的时候再通知他。
看对方神秘的样子，伯伯内心一惊，这个人难道是地下党？，有关地下党的传闻早就在县城里流传开了，但要说清楚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要干些什么，大家又不知所以然，只觉得是很神秘的一群人。
几天后的傍晚，在战友带领下，伯伯见到了这个神秘人。
这个人叫姜仁光，是赣东北苏区党组织领导方志敏的部下，这次受组织派遣，秘密潜往常山开展革命活动，准备建一支革命武装，开辟新的游击区。
到达常山后，姜仁光伪装成蓑衣匠走乡串户四处考察，最后选定龙潭村的燕山，因为这里是三个县的交界处，只要游击区建立，可以覆盖浙江、福建、安徽等地。
开展农民工作姜仁光很有经验，他很快在龙潭村站稳了脚。在村民的帮助下，燕山半山腰多了两间茅棚。
这两间茅棚有个响亮的名字——闽浙赣三省边区游击司令部。
燕山游击队司令部旧址，组织建立后，姜仁光等人一面发动群众扩充力量，一面多方利用关系，对常山县的国民党武装进行策反工作。
“打土豪、分田地”、“穷人也能过上好日子”，姜仁光在群众中宣传方志敏领导下的革命情形。
短短两个月，就有五六百人愿意参加暴动，建立革命武装。这中间有贫苦农民，有小学教员，也有对当局不满的军政人员。
发展太过顺利，也让姜仁光有些隐隐的不安。他非常希望有人能够打入保安团或者警察局，除了可以随时刺探情报以外，还可以争取更多的军政人员作为暴动的内应。
这很可能是暴动成功的关键人物，他们选了又选，最后选中了我的伯伯。
徐家县里有人脉，伯伯在国民党中有地位，他确实是打进警察局最好的人选。
而伯伯同意参加暴动，除了对国民党不满，更是因为他短暂的北伐经历。
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蜜月期，军中很多领导具有两党的双重身份，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在两党都能够真正活跃，还说得上话。
伯伯也想成为那样伟大的人。
从燕山回来的这一路，伯伯很激动，他在茅草屋就想好了，一定要暴动成功，为穷苦老百姓争取说话权利。
第二天一早，他就给在衢州的堂哥打电话，让堂哥帮他引荐到县警察局任职。堂哥只是一个电话，就将他安排进警察局当了个科长。
事情出奇的顺利，顺利到容易让人忘记危险。
神秘的蓑衣匠，奇怪的礼帽男，很快引起了龙潭村村民的注意。
更让大家觉得奇怪的是，随着这群神秘人的出现，之前时不时来骚扰村民的土匪反而不见了。
土匪都怕的这群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一天中午，当地乡长在半路拦住了姜仁光问话，让他说出具体给哪家做了蓑衣。
姜仁光随手指了看热闹的两个村民，说给他们就做过。
其实姜仁光不会做蓑衣，也没有给人做过，他进村入户，都是在做暴动的发动工作，让大家跟着他闹革命。
乡长不是什么好人，是当地有名的大地主，也是农民暴动目标之一。他赌了一下，指出的两个村民不会出卖他。
乡长这关虽然蒙混过关，但姜仁光还是忍不住提醒伯伯，下次来燕山穿破旧一些，最好带把砍刀，万一被人家看到，以为进山砍柴，还可以防身，这一带土匪多。
很注重仪表的伯伯满口答应，以后会更加小心。但衣服可以换旧的，礼帽他还是舍不得脱掉的，对伯伯来说，礼帽是他接受新思想的象征。
民国时期男子的礼帽，自从进了警察局，伯伯就没有闲过，他除刺探情报外，还秘密交友谈心，成功说服一批警士，答应在暴动时作内应。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很快，传来红军攻打常山球川镇并大获全胜的消息。姜仁光激动不已，紧急召开暴动骨干大会。
这样的会议连续进行了两夜，最终确定暴动时间定在10月15日凌晨。
一旦暴动成功，几股武装力量即在县城汇合进行整编，然后队伍进入靠近江西的山区，开辟游击根据地，实现与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的目标。
不知为何，姜仁光心里却有些不安，他要伯伯密切关注警察局的动向，这可是关系几百人的性命。
第二天，伯伯刚上班，就接到上司急电，警察局配合军警部队，围剿燕山共匪。
原来就在他们开会确定暴动时间时，躲在草屋外的乡长亲信，已经听了个大概。获知消息的乡长脸都吓绿了，连夜进城告密。
燕山暴动计划已经全面泄密。
伯伯心急如焚，找了个借口，从警察局溜了出来，看着没人才紧急赶往燕山。走进茅棚时，几个骨干还在聚精会神写告示。
情况有变，立即撤离。
姜仁光将笔一扔，点火将写好的一些布告、标语烧掉，紧急转移。他让伯伯跟着大家一起走。
伯伯摇摇头。他是家中长子，他走了一家老小怎么办？，就在几个月前，伯伯才把叔叔送到杭州，准备好好培养。
伯伯对叔叔的感情很深，亦兄亦父。他结婚后一直没有孩子，伯母曾经提议领养一个，伯伯没有同意，在他心里，这个弟弟和自己的孩子差不多。
伯伯从北伐军中归来后，就发现家中的三弟更加淘气顽皮了。
有一天叔叔跟几个放牛娃在河滩比赛谁骑牛厉害。一个男孩练就了一身骑牛的好本事，可以在牛背上倒立。男孩站在牛背上扬言，谁有本事让他从牛背上摔下来，就认他当大哥。
叔叔没这本事，很是不服气，不声不响地走到牛背后，用赶牛的竹鞭狠狠地插进牛的屁眼，牛一下狂跳起来，男孩被甩了飞出很远，正好落在裸露的岩石上，摔断了3根肋骨。
伯伯知道这事后，特别跟祖父说，老三学好了是条龙，走偏了就是条虫。得好好管教才行，不能让他走偏了。
伯伯在做第二国民学校教师时，第一时间把叔叔收在自己班里，严加管教。后来他离开学校后，又一再提议把叔叔送到省城杭州上学。
他见过世面，知道大城市和小县城的区别。但因为叔叔年纪太小，祖父迟迟没有同意。就在他认识姜仁光的前几个月，祖父才同意他送叔叔到杭州去上学。
当然，除了担心家人，伯伯还有些心存侥幸，自己是国民党员，又是警察局科长，堂哥还是市里的少校参议，没人会怀疑到自己头上的。
只是这一次，他高估了自己。
因伯伯的通报及时，姜仁光等地下党骨干安全撤离，国民党当局“围剿”燕山的四路人马扑了空，只抓了几名无辜群众来交差了事。
但保安团没有就此收手。围剿燕山扑空，是有内鬼泄漏消息，伯伯被锁定了。
他从警察局偷溜出来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一枚死的棋子。常山县常戴礼帽的人就他，要排查出他太容易了。
伯伯是在办公室里被带走的。被捕时，他收好正在抄写的警察局文件，将钢笔笔套套好，插进自己胸前的衣兜，戴好礼帽离开了警察局。
燕山安静了下来，龙潭村也安静了下来。但审讯室里，气氛森严，伯伯全部承认了：我是共产党，我参加了燕山暴动。
问还有哪些人参加，现在又都隐藏在哪里时，伯伯跟没有长嘴巴一样。
问一句，不说，保卫团就拔他一个手指甲。又问一句，还是不说，再拔一个手指甲。
10个手指甲不够拔了，就打，全身皮开肉绽，怕他逃跑，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栓在柱子上。
伯伯是我们家顶梁柱，他一被捕，整个家都垮了。
一家老小除了哭再无其他办法。祖父虽然德高望重，但毕竟没什么实权，好不容易凑了几十块大洋去求人，却连大门都进不去。
这是掉脑袋的事，谁也不敢出面。当时介绍伯伯去警察局的堂哥，要不是关系硬，也免不了牵连，哪还敢来保他。
审讯了13天一点进展也没有，保安团精疲力竭也不胜其烦，刚好衢处边防司令部电告要将伯伯押去“以明军纪”。
那天是10月27日。
伯伯被塞在一辆汽车里，几名荷枪实弹的保卫队员押解着。在常山汽车站，驾驶员下车加水。
伯伯努力地把头伸出车窗外。在汽车站门口设摊给人看相的算命先生，一抬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不是徐家大公子吗？，伯伯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算命先生看出了伯伯祈求的眼神，装做看热闹的样子走到汽车前，伯伯将一张纸条递给了他。
那是一张糊满血印的信纸，算命先生紧紧攥着信纸，看着汽车绝尘而去才一路小跑送到了我们家。
有些字迹已经被血渍模糊：，“父母双亲大人，儿今已命归阴矣，无冤可伸，仰双亲大人保重身体，嘱妻早日改嫁，莫耽误前程……时云绝笔。”，第二天，伯伯被枪毙。
第三天，县政府派人通知我们家，去衢州收尸。
我老实巴交的父亲叫了3个朋友，在衢州的南门，见到了伯伯尸体。
父亲先给伯伯买来了一口薄棺材，毕竟等下要抬着棺材走40来公里的路，棺材厚了4人抬不动。
随后，父亲又特别绕到一家百货店，买下了一顶黑色的礼帽。我一直以为，是因为伯伯生前喜欢礼帽，父亲才去买。
时隔57年后，我才揭开这顶黑色礼帽的秘密。
伯伯生前的事，都是父亲讲给我听的。父亲还讲了一件更奇怪的事。
当时，父亲和朋友抬着伯伯的棺材走了一半路，到了常山境内的招贤乡，疲惫不堪又饥肠辘辘，就把棺材放在一家饭馆的门口吃点东西。
店老板问父亲，要几个人的饭菜？，父亲说，4个人。
店老板满腹狐疑，你们不是5个人吗，4份饭菜不够吃的。
我们就4个人呀，哪有5个人？，这个戴黑色礼帽的人，不是跟你们一块来的吗？，父亲没有再回老板话。走的时候，他付了5个人的饭菜钱。
棺材抬到常山，太阳已经偏西。按老规矩，凶死的人不能进屋，父亲将伯伯抬到三里滩，他曾经和战友见面的地方。
那里有一块徐家的菜地，父亲一边挖墓穴，一边叫朋友去通知伯母。
伯母也是县城的大家闺秀，和伯伯结婚已经有三年了，俩人还没有孩子，她曾想过要领养一个，伯伯并不着急，一心还想着照顾三弟呢。
伯母来到菜地时，棺材已经入穴，等她来撒第一把土。很快，三里滩就出现了一个小土包。伯母点燃香纸祭拜后，趴在小土包上，默默掉下的眼泪洇湿新土。
在小土包前，当时连块墓碑都不敢立。
就在伯伯入土的那一时刻，爷爷也走到了我们家的门口，在路边默默点燃起香烛，烧了一大堆金元宝，喃喃自语说，时云，这里才是你的家，你要记得回家。
伯伯走后，伯母没有改嫁的意思，很快就抱养了一个男孩，他成了我的堂哥。堂哥看上去有点像伯伯，看得出伯母是有意寻找的。
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节，伯母就带堂哥去给伯伯上坟，伯母按着他的脖子磕头，说：这是你的爸爸。
伯母希望用这种方式不让伯伯断后，逢年过节，也有个人给他烧支香敬杯酒。
不料堂哥7岁那年得了荨麻疹死掉了。半年后，伯母改嫁了，跟我们家彻底没有了联系。
伯伯当时的死讯，家里人没敢告知在杭州读书的叔叔，毕竟他还是个孩子。
叔叔说那年冬天特别寒冷，常山连下了几场大雪。他放寒假回到家里，已经是腊月里了，照往常，家里的屋梁下，应该挂满粽子、花生、鱼干、腊肉、油豆腐等年货的了。
但这年，徐家屋梁上空空荡荡，冷冷清清，毫无过年的气息。在祖母悄悄的哭泣声中，叔叔才知道大哥已经死在了几个月前。
叔叔哇哇大哭。祖父赶紧把大门关上，厉声阻止：“哭什么哭。”，第二日，在叔叔的强烈要求下，父亲悄悄带着叔叔去了三里滩。菜地还被积雪压着，伯伯的小坟包一点不明显。
哥俩找了很久才找到具体位置。兄弟俩在大哥的坟前呆站了许多，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叔叔想起，伯伯送他到了杭州后，带他游了西湖，还去餐馆吃了饭。上了两碗杭州特色小吃片儿川，面上堆着一层由雪菜、笋片、瘦肉炒制的浇头，还撒了几片绿油油的葱段。
伯伯一直催叔叔赶紧趁热吃，叔叔埋头狼吞虎咽时，两滴眼泪也滴进碗里，12岁的他知道，在常山可以顽皮，是因为有大哥护着，杭州可是寄人篱下了，再也不敢撒野了。
这顿饭，竟是两兄弟的最后一餐。
这一年大年过完，祖父就把叔叔送回杭州，他担心儿子受到牵连，最好还是远离这是非之地。
叔叔毕业后，也留在杭州工作。但是抗战爆发后，上海、杭州相继沦陷，祖父担心叔叔的安危，写信让他回了常山老家。
时局动乱，一会儿日本人来，一会儿共产党闹革命，一会儿国民党戒严，老百姓过不上一天安稳日子。祖父最希望的是叔叔能去学校当老师，有一份正当职业，有一份收入，能养家糊口就行。
但叔叔也和伯伯一样，不愿意当个孩子王，叔叔从小也是一表人才聪慧过人，读书之余，还跟一个寺庙的和尚学过两年功夫。
县里的保卫团要招一批人手，县长任团长。叔叔不顾祖父的反对，偷着去报了名，就被录取了。
那几年，保安团自以为手里有枪，走起路都横着，经常干一些欺行霸市的事情，名声很坏。祖父最反对叔叔去政府当差，伯伯的事情就是血的教训。
但叔叔顾不了这么多，他说我才不会跟大哥那么傻呢，加入什么共产党搞暴动，现在是谁的天下都不知道。
祖父气得全身发抖，用手指着门外：“这个家你少进。”，叔叔也真搬出去住了，只是逢年过节，才给家里捎点钱和东西。
叔叔文武双全，深得县长喜欢，成为了县长的贴身警卫，还加入了国民党，一时风光无限。
有知情的人提醒县长，说叔叔的哥哥当年是共产党，县长摆摆手，都过去快10年了，再说，哥哥是哥哥，弟弟是弟弟，两码事，不搭界。
当上了县长的贴身警卫后，叔叔就再也没有去给伯伯上过坟了。他希望县长知道，他与共产党的大哥是撇清关系的。
但每个重要日子，叔叔都会偷偷地找到我父亲，然后塞给他一笔钱，让父亲给伯伯多烧一些香纸，说他不好出面。
有一年清明节，叔叔对我父亲说，他梦到伯伯找他，说住的房子漏水了。
叔叔交代父亲去给伯父的坟培些土，并交代说：“你去扎一座纸房子烧给他，烧的时候，说是我送的。”，那么多年，叔叔更多是无颜去见自己的大哥吧。当上警察后，他围剿过地下党，也狐假虎威欺压老百姓。
没有伯伯的引导，叔叔终归是没能成为伯伯那样的人。
1949年5月4日，常山解放，叔叔知道自己罪孽深重，把身上的黄皮一脱，隐姓埋名逃到了衢州，在一家小店里当伙计，过着胆战心惊的日子。
而伯伯“扬眉吐气”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作为常山历史上第一个为了革命事业而牺牲的志士。1950年10月，县里在伯伯的坟包前立了一块青石质地的墓碑。
石碑上面写着“革命志士徐时云”七个字。
那时候我才5周岁，还不识字，墓碑上的字是我后来认识的。
给伯伯立碑的那天，爸爸带着我一起去祭拜。这些年的风吹雨打，伯伯的坟包已经平缓了许多，不知情的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坟墓。
只见祖父站在远远的地方朝这边张望，我朝他招招手：“爷爷，你也过来呀。”，祖父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转身默默离开了。按当地的风俗，长辈是不能给小辈上坟的。其实，伯伯惨死的心结，祖父还没有解开。
很快，全国范围内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开始了，有人说祖父有很多田地，够得上地主成分。
其实这些田地，都是徐姓族人的共有财产，祖父只不过是帮忙打理、负责做帐而已，所获的收益，全部用作祠堂的开销，没有放进自己腰包。
物是人非，徐家祠堂现在还保留着，祖父十分害怕，为了证明自己是革命家庭，不被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一天，他带着伯伯临刑前那封绝笔血信，找镇里的负责人陈述情况。
负责人看过信后，就把它放进了抽屉，说这封信怎么可以放在你那里？我们先保管了。
随后，对方又说：“徐时云是志士这不假，但你是地主也是明摆的事情，别忘了你还有个儿子是反动军官呢。一码事归一码事。”，一句话说的祖父哑口无言。就这样，地主的帽子戴在了祖父的头上，而伯伯的那封信从此失踪了。后来找相关部门查寻，也没能找到。
接着，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我叔叔再也藏不下去，1955年叔叔被押回到常山老家，判了7年有期徒刑，送到金华的一所监狱劳动改造。
祖父祖母受此接二连三打击，人仿佛被抽去了精气神。两位老人一年之内，相继去世。
叔叔从监狱里出来后，回到了常山，孤身一人，让人可怜。我把他接过来一起生活，一起在生产队里参加劳动赚工分。
叔叔沉默寡言，对往事只字不提，不管受到什么欺侮，也只是咧嘴笑一笑。后来年纪一大，加上身体也不好，田地里的活儿吃不消，就只能饿肚子。
一个亲戚看他可怜，就介绍到常山罐头厂看大门。当时厂里有人不同意，说叔叔有历史问题。亲戚发火了，都什么年代了，还这么旧脑筋，他是一个人，就得给人家一口饭吃。
叔叔看大门做得认真仔细，每天半夜起来几次，打着手电巡查每一个角角落落，他说人年纪大了反正睡不着。
叔叔和伯伯一样，写得一手好字，厂里需要写个通知写个标语什么的，全出自他的手笔。
这以后，到了上坟扫墓的日子，叔叔会跟我们一起去给伯伯上坟。大半辈子过去，终于可以大模大样地去给大哥上坟了。
每次我们摆起了供品，点燃了香烛以后，叔叔会点一支烟在边上坐着，看着青烟袅袅上升，发呆。
有一次，我听到叔叔在坟前自言自语说：“大哥，当年你的选择是对的，我是错的。但那时候，谁知道对错呢？”，是呀，政治的事，谁知道对错呢？，这几十年过去，我的父亲没有受到任何的冲击，看来，还是像他这样的老实人过日子比较平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伯伯叔叔的影响，我的性格比较像父亲，没出息就没出息吧。
小时候厨房里烧的是柴禾，一般都是自己到山上去砍的。附近的山上已被大家砍个精光，只好往乡下去。父亲经常带我去龙潭村一带砍柴。
父亲还特别带我上燕山看过，当年姜仁光搭起来的两间茅棚被国民党一把火烧毁，原址上已经长满了灌木和茅草。
到了秋天，山上的枫树和乌桕树的叶子红得透亮，这个景色当年伯伯也是见过的吧。
有一次砍完柴，走到龙潭村，父亲突然站着不走了，他竖起耳朵在听，村民聊的是燕山暴动的事情，他们提到了姜仁光、徐时云的名字。
平时不太说话的父亲，大声对村民说：“徐时云是我的哥哥。”，村民们都转过头来看他，几个年纪大一点的村民说，徐时云我们见过，经常戴着一顶黑色礼帽。
父亲的脸色一下变得阴沉起来。
对伯伯的事情知道得越多，一个疑问在我心头总是挥之不去，伯伯牺牲时是怎样的？子弹到底打在哪一个部位，是眉心还是胸膛？，我多次问父亲，他都缄口不说。父亲走后，我以为他会永远带走这个秘密了。
县城发展得好快，就跟水的波纹一样向郊区延伸。1989年，因建设需要，埋葬伯伯的三里滩要被征用。
伯伯要搬新家了。这次是我去给伯伯移坟的。
我小心翼翼地刨出泥土，慢慢地露出了一些苍白的骨殖。当年的棺材、衣服都腐烂得不见痕迹。
我在地上铺上一块红色的被单，红色又辟邪又吉利。我还给伯伯准备了一只手提箱大小的棺材。现在，小棺材也可以把伯伯装下去了。
伯伯四肢、躯干的骨殖都比较完整，但头颅却不见，除了几颗牙齿，只有一些碎骨。
那一时刻，眼泪哗啦啦从我眼眶里掉下来。
我终于知道当年子弹到底打在伯伯身体的哪一个部位了，我也知道爸爸一直不肯告诉我的原因了。
因为打的部位是脑袋，头骨都打碎了，这有多么的残酷。所以爸爸去给伯伯收尸时，会专门绕道买上一顶黑色的礼帽，盖住他破碎的脑袋。
突然，我在几块骨殖的下面，竟然看到了一支黑色的自来水式钢笔。我万分激动，紧紧地把它攥在手心。
在泥土里埋了57年的烈士钢笔，钢笔上沾有黄色的泥土，已经咬进了笔身，我舍不得清洗，因为上面沾有伯伯的骨血和气息。钢笔还能拧开笔帽，只是它的墨水胆已经腐烂了。
埋在地下多年的钢笔冷冷的，我要把它焐热。
这支钢笔，当年插在伯伯笔挺中山装的口袋上，用它写过许多革命的豪言壮语和秘密信件，也用它写下了那封绝笔信。
想到这些，眼泪又不争气掉了下来。
1991年，可怜的叔叔也在寂寞中走完了一生。
考虑到伯伯孤身一人，叔叔也是孤身一人，又同样没有子嗣后代，躺在地下会有多么的寂寞。我思来想去擅自作主，将他们兄弟俩合葬在一起。
伯伯、叔叔虽然当年政见不同，但毕竟是亲兄弟，人都死了，应该把什么都放下了吧？，再说，对和错，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马瘦骨说，最让他感动的是徐起良老人。
他是个没什么文化的农民，但对伯伯、叔叔感情很深。这么多年，他一直妥善保存着坟土里捡到的钢笔。
马瘦骨建议他捐赠给党史办，当地还没有一件徐时云烈士的遗物。徐起良听后，一口就答应了。照道理，这样的遗物，作为后代自己保管更好。他能这样，不容易。
马瘦骨还有些担心，说徐老这样把叔叔和伯父合葬在一起，别人不会有什么说词吧？，我想不会的，叔叔和伯伯虽然曾分属不同阵营，是死敌，但都是他的至亲。
历史的归历史，人性的归人性。
编辑：罗伯特刘  赵土司。

来自：掌上乐园

大海

沙发 大海说：
这个故事非常的感人，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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