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向我开炮”的原型，说要把命交给我…| 走出战俘营…

醒着，做梦

楼主 醒着，做梦说：
真实战争故事07／27，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今天不是更新日，我来见大家，一定是有要事相告。
今年5月，我去了趟辽宁锦州，这是我来北京后第一次出差。万万没想到，这趟锦州采访，竟发生了一场意外。
采访中途，我找到一个复印店复印资料，老板跟我说，一块钱复印一张，我当时没多想就答应了。
到第二天早上去取资料时，复印费竟然要500，我一听傻眼了，咋这么贵！，店家拿起厚厚的一大袋资料数给我看，确实有500页，没多收我的。
同去的伙伴火柴姐一听，不干了，说天底下的复印店，哪有复印这么多不给优惠的，明摆着欺负你不懂，要老板优惠点。
但老板态度强硬，说已经谈好的价，一分都不能少。
更让我气愤是，此时才看到复印店的墙上，有一张价目表清清楚楚写着：复印100份以上的0.5元。
尽管我们占理，但老板看我们是几个外地姑娘，就是不让步，说没有这种谈好价，结账时反悔的。
僵持不下时，火柴姐让老板好好看看，他复印的资料是些什么内容。
我要复印的资料，这些资料，是一个老兵的命。
我这次锦州之行，是来救命的，可不能在复印店出啥意外。
锦州城外十公里处的大岭村，有一座特别的小院。
这个小院接待过的名人、要员，估计有数百人，我很早就知道小院的主人，他是老兵中的明星，上过各种各样的媒体节目。
对于这样的老兵，并不是我首选的采访对象，因为我担心他们会被长年累月的采访，训练出一套精修过的公众话术。
我优先记录的是那些至今没有被关注的老兵，抢救式留下第一手的真实战争故事。
这样重重滤镜下的传奇老兵，不是我的首选。
但志愿者王哥反复和我说起这个老兵，说他今年93岁了，有一个心愿至今未了。
“这事我找了很多人都没有下文，目前只有你能办，你一定要抽空去一趟。”，王哥这一说，让我很好奇，无数次登上央视的老兵，还有什么心愿未了，而且需要我去完成，而我又真能完成吗？，老兵的家很好找，就在大岭村一块包谷地边上，门口有一棵槐树，刚刚发出嫩绿的新枝，盖住了小院的一半。
我敲开紧闭的大门，一只苍老的手从门里伸出来，蓝色的毛衣袖口里，能看到一张白色的暖宝宝贴。
我和火柴姐敲开了紧闭的大门，“北京的？”他站在门口问。
短暂的介绍中，我们彼此审视着。
93岁的他站得笔直，精干的寸头，一件孔雀蓝的高领毛衣，整齐扎在裤子里，腰上一条棕色的老皮带，还戴着一副茶色墨镜——，他跟我过去采访过的老兵不一样，有一种见多识广的傲气。
93岁的神气老兵，他叫蒋庆全，一个志愿军老兵，曾不幸被俘。
蒋老的家是个三室一厅的平房，最大的一间，竟然是个书房。
一排落地到屋顶的书柜，满满当当都是书，中央是个实木大书桌，还配了一把大皮转椅。
蒋老的豪华大书房，这是我在农村见过最豪华的书房了，让我很是羡慕。
蒋老像个洞察人心的智者，看出我心思，笑着介绍，房子和书房就是志愿者捐赠建盖的，刚弄好没几年。
他的笑容瞬间又凝固了，摆摆手，说：“整那玩意干啥，都是虚的，没意义。”，原来他是看我们掏出手机支架，准备记录现场画面。我以为经常接受采访的他会更习惯这种记录方式。
他显然还在生气，指着桌子上的一个盒子，说：“记者我见多了，这个盒子里的名片，没有五百也不下三百，这些对我都没意思。”，他对我不信任，我对他也充满怀疑。
一个接受了几百次采访的老人，他会给我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蒋老站在书桌前，点起一根烟，有些盛气凌人地说：“这些才是我关心的。”，蒋老口中的“这些”，是书桌上堆得满满当当的手稿，我刚拿起一叠，他马上伸手拦住：“别弄乱了，别弄乱了，我都是分类摆放好的。”，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耐心给蒋老介绍，我不是来采访他回去完成报道任务，我就是来整理他的这些宝贝资料，现在要他先介绍一下自己的故事。
蒋老一听，才缓和下来，他坐在大皮转椅上，拿起刚才没抽完的烟，狡黠地说：“你想听哪个版本，我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牢骚版，一个是正常版。”，我一听，心里的重担放下了。
我知道老兵口中“牢骚版”的意思，这不仅打消了我之前的顾虑，也让我内心涌起一种莫名的敬重。
这一二十年媒体反复采访，蒋老没有迷失在喧嚣的光环中，他的心依旧明镜似的，保留着最真实的记忆。
而这些记忆，就隐藏在他书桌上的大堆手稿中。
蒋老在给我讲解部分手稿，1953年4月18日，蒋庆全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命令："攻占石岘洞北山，扼守阵地，组织炮火大量杀伤反击之敌。"，当时他是5连的一个步话兵，在阵地上指挥炮往哪里打。
经过几轮的争夺，山头终于被我军成功占领，但是，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
蒋庆全被敌人的弹片击中了肚子，还有一块弹片"飞"进了他的眼睛。忍着伤痛，透过血迹模糊的双眼，在地上爬着、找着，他想找枪自杀。
我这才知道，他戴的茶色墨镜，原来是为了遮住因为受伤而变得畏光的眼睛。
正在写字的蒋老，阵地上的蒋庆全枪还没找到，又有一枚敌人的瓦斯弹击中碉堡。瞬间他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了，完全失去了知觉。
当蒋庆全再次睁开双眼的时候，他正躺在美军运尸车里，成了美军的俘虏。
对于中国军人，这是比死更让人绝望的遭遇。
在济州岛战俘营，蒋庆全和六千多名志愿军，经历了非人的折磨才回到祖国。也因为这段经历，他只能隐居在老家务农为生。
蒋老，的退伍证，而以他为原型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主人翁王成却走进千家万户，感动了几代观众。
“王成怎么跟我那么像啊，一定不是我，喊‘向我开炮’的也不止我一个，肯定不是我吧，但怎么那么像呢？”电影上映时，蒋老也去看了。
纠结了半天，蒋老还是没忍住，在黑暗的剧院里，背着一旁的妻儿默默流了泪，晚上回家又蒙着被子偷偷哭了一夜。
他要像王成一样，牺牲在阵地上该有多好呀。
蒋老回忆去看电影《英雄儿女》，“隐居”在大岭村的蒋庆全，因为战俘的经历，每次运动都要批斗他，说他是叛徒。
直到1981年12月，民政局和组织部来了两位同志，宣布取消他的党内处分。那一天，蒋庆全当着家人的面，嚎啕大哭。
从那以后，他有了一个执念——写回忆录。
写写烧烧，烧烧写写，他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几个麻袋。
他说自己一辈子没有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死前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世人。
如果不记下一些事情，自己在这世上的痕迹就会很快被抹去，那段绝口不提的历史就会这样永远无人问津。
“我不是英雄，但我也不是狗熊。”蒋老说。
写作是个苦差事，蒋老从头开始学汉字，在他的书桌上，摞着几本厚厚的字典，有些已经被翻烂了，他还自创了一种学习方法。
被蒋老翻烂的字典，他不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学，而是一个拼音一个拼音学。
把一个拼音的同音字全部抄录下来，然后在一个字一个字去组词造句。因为是先学拼音，蒋老对韵律很有天赋，每写一段故事都要先写一首押韵的顺口溜。
听起来很像脱口秀表演。
我问他如果没有没有参加过战争，最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本以为他会回答当个作家。但万万没想到，他毫不犹豫说——我要当官！，就在大家的诧异中，蒋老竟即兴来了一段脱口秀：，“大也是个官，小也是个官，大官戴纱帽，小倌戴罗圈，大官管着我，我还管着倌，我管的猪倌牛倌马倌和羊倌。猪马牛羊下了地，禀告衙役和三班，将他拿到大堂上，把你打了棍子先，罚他纹银三两三钱三分三——这就是我要当的倌……”，蒋老的精彩脱口秀，把我们都逗乐了，蒋老当然不想当个羊倌，他一生渴望学习，只是这个心愿始终没有机会好好完成。
小时候家里太穷，母亲刚生下他不久就病死了，他只在日伪政府下的学校学了一年的日语，是以文盲的身份到了解放军的部队。
但才一年时间，他就当了步行机员，这是技术兵种。
抗美援朝的纪念品，蒋老告诉我们，部队扫盲时，别的同志都跑去学二胡，口琴和绘画，只有他成天趴在一堆小说里，尤其爱看苏联和英国的外国小说，读起来就放不下。
这也奠定了他写作的天赋，他虽然六十岁开始动笔写，耐不住几十年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打磨，他的回忆录非常耐读。
只要提笔，藏着心底的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
蒋老早已给回忆录取好了书名——《走出战俘营》。
这些年，为了能让回忆录出版，蒋老找过很多人，大家看后都说精彩，但就是没了下文。
当然也有香港的出版商找到他，想高价收购给他出版，蒋老拒绝了。
他说，写回忆录不是为了钱，就是想让大家知道这段真实的历史，想让大家知道，他们这些战俘，虽不是英雄，但也绝不是孬种。
2000年，战地记者洪炉曾发表《“王成”你在哪里？》一文，公开寻找过蒋庆全。蒋庆全的儿子看到报道告诉了他，但蒋庆全没有承认自己是“王成”。
他说：“电影里王成牺牲了，而我却被俘了，我不想给英雄抹黑。”，不知多少个日夜，他就这，样沉思，着过往，直到10年后，洪炉来到大岭村，带来了他当年的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手稿，证明当时他写的英雄，就是蒋庆全。
看到泛黄的手稿，蒋庆全这才含泪承认，当年自己在阵地上确实喊了——“向我开炮！”，只是谁会料到，部队当时没有了炮弹，无法把他炸死在阵地，才会让他落到敌人的手中，背负半生屈辱。
蒋老的回忆录就从落入敌军手里开始讲起，非常详细还原了战俘营不为人知的特殊经历，以及回国后半个世纪的曲折人生。
在蒋老家翻阅完回忆录，我准备将手稿带回北京慢慢整理，但老人不放心，让我们就住在他家里整理，这可不是几天能完成的事。
志愿者捐赠的小院干净整洁，蒋老可能也觉得不现实，他拍了拍摸了摸那些手稿，语气慢了下来，“这是命啊，知道吗，命啊……你们带走吧，但千万别给我整丢了。”，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在锦州复印一套带回来整理，确实不能有任何闪失，于是有了开头复印店的那一幕。
老板听完蒋老的故事，最终给我们打了个对半。
和蒋老分别时，我问他能不能写下 “真实战争故事”几个字，他爽快的答应了，因为手抖，写得很慢，字迹一笔一划像是在画波浪线，竟有一种特别的意境。
蒋老的手迹，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走出战俘营》手稿终于录入整理完成，我们编辑后会在公众号陆续和大家见面。
同时，也真诚寻找出版的朋友，一起帮蒋老完成出书心愿。
整理蒋老的回忆录，我一次次被拉近那残缺不全的历史里，那是一个军人在大时代中浮浮沉沉，挣扎求生的过程。
当个体被放置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是显得那么的渺小无力，随时都可能被揉碎，随时都可能被风吹散，了无痕迹。
然而，人比自己想象的更加坚强，他们永远不会被彻底毁掉。
我相信，当蒋庆全在大岭村那风雨飘摇的小破屋里，拿起笔头准备记录下自己的一生时，憋屈了半生的他，就有了新的斗志，新的开始。
明天、后天每晚20:15分，，我将先连更两篇，让大家一睹为快。

来自：掌上乐园

醒着，做梦

沙发 醒着，做梦说：
走出战俘营01，真实战争故事07／28，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为了今天的故事更新，昨天特别提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新作者，他不仅电影《英雄儿女》的原型之一，也是战争故事年龄最大的作者。
他就是今年已经93岁老兵蒋庆全（也作“泉”），他在朝鲜战场上喊出“向我开炮”后，重伤落入美军手中，不幸成了战俘。
战俘的身份让他一辈子不敢抬头做人，“隐居”在偏僻的农村老家受尽屈辱，直到八十年代末组织才撤销对他的党内处分。
为了记录下这段真实的历史，他开始查字典学写回忆录，写写烧烧，烧烧写写，练废几麻袋的稿纸。
花了三十年打磨出来的回忆录，不仅详细记录了战俘营里罕见的真实细节，也记录了战俘营外的冷暖人生。
今天分享的第一篇，是他喊完“向我开炮”后发生的事，昏迷中有两个鬼正在拽着他往阴曹地府里走。
1953年4月28日清晨，我在阵地上迷迷糊糊醒来。
只感到背后一阵剧烈的疼痛，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往回缩了缩，没有缩动，嘴里哼了一声。
忽听在我的左右有人叽哩哇啦地在笑，这笑声是狼嚎，是鬼叫，听着扎耳朵，太瘆人了。
听到这瘆人的笑声，我使劲把左眼撑起一道缝，迷迷糊糊中看到了一个白花花的长着黄毛蓝眼睛的大鬼，还有一个个头不高，黑不出溜的小鬼。
他俩龇着牙各拎着我一条腿在地上拽呢，笑是他们发出的，我的后背疼呀，原来是俩个鬼家伙拽着我在地上蹭的。
这难道就是老祖宗说的黑白无常？照这架势，我果然是死了。
嗨!我后背有伤你怎么还在地上连拽带蹭呢！这不懂事儿的鬼。
但转念一想，人死了怎么还能感觉到疼呢？，难道我还活着?那拽我腿的不是鬼，是美国佬敌人，难道我被俘了?，哎呀，这可咋办?奶奶的，大不了鱼死网破，老子和他们拼了。
我下意识地撅达几下自己的身子，想站起来，但撅达几次也未撅达起来，连头都抬不起来。
想拼命我拼不了，这可怎么着?我的老天呀。
脑子稍一冷静，那股羞耻和愧疚就会没完没了地朝心头上涌。我怎么能没死，怎么还活着，做了敌人的俘虏，叫我怎么办，怎么见人呀。
想到此，我的脑袋嗡得一闪，啥也不知道了。
朦朦胧胧，一阵左右摇晃和上下颠簸，我又从噩梦中惊醒，接踵而来的是压抑，带着羞愧，涌上心头，忘掉了没醒前的梦。
我想伸出左手把眼皮扒开看个究竟，但手怎么也抬不起来。
眼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个劲地往外涌，泪水冲湿了我的眼球，冲淡了我眼皮周围和面颊的污泥，也冲掉了我生的欲望。
美国人的毒瓦斯劲大得很，我的眼睛快被熏成了半瞎，整张脸几乎失去了知觉。
没想到，止不住的眼泪竟让我麻木的脸变得有些松弛，虽然眼皮和眼珠子被泪水冲刷得好一阵火辣辣地疼。
但我一使劲，一睁一闭，终于把眼皮撑开了一道缝，借着这道缝，我看到了，啊，原来我在一辆卡车上。
我的担架紧靠卡车的后厢板，斜着眼往里一看，我发现车上全是尸体，被行驶的冲力颠得上下忽闪，再往里我就啥也看不到了。
我还听到有人咳嗽，呀，这上还有其他的活人?我们怎么一同在拉死人的车上呢?，车厢的上一层摆放着一拉溜的担架，担架上摆放的是敌人的死尸，这些我都没在意，我正在那儿趴着，突然有液体顺着我的腮帮子，擦着担架滴落在车厢地板上。
我瞅了一眼，原来是一小堆血，滴落在车厢地板上凝固了。
忽悠忽悠的鲜血发着亮晶晶的光，还在不紧不慢地滴着。我本能地想将身子往旁边儿挪动挪动，但是身不由己，完全动不了，又想把头往边儿上歪歪，同样没有办法，只好挺着了。
我的鼻子已经辨不出周围这一车的死人和断肢残腿的味了，恨只恨他们死了还要欺负我，血是从上面滴落下来的，看来上面滴血的鬼子死得不久，他的血还没淌尽。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4月28日下午，太阳将要偏西，我又从死亡中苏醒过来，在车上的一顿猛烈颠簸后，我一度气若游丝，呼吸十分困难。
我想翻下身，咕囔几下，却连动的力气都拿不出来，更别提大口吸气了，只有原地趴着，忍着，呼哧带喘地，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
身子动不了，脑子却停不下来。满肚子的疑问冒个不停。老天为什么让我活过来了?我上辈子是造的什么孽?，如果我能在这车上被颠死就好了，我还能回去吗?正当我在胡思乱想之时，从后背忽地传来一阵剧痛。
我强撑开眼睛往斜上方一瞧，原来是在我上面的死尸堆上耷拉下来一只死人的大手，在汽车的颠簸下，丁零当啷地在我的后背乱划拉，碰到了我的伤口，才如此疼痛。
嘿，真怪，难道这是天意，是我的战友牺牲了，在招呼我，叫我和他们一块去吗?我心想，好，我一定跟你们去，战友们死也要死在一起。
可我再仔细瞅瞅，这不是中国人的手啊。
正在我疼得就差滋儿哇乱叫的时候，咔嚓一声，汽车刹住了，车停了。
乌泱泱地过来一群美国大兵，将车团团围住，把车里面的还活着的志愿军战俘轰赶下车，我看到他们从死尸堆上猫着腰，钻了出来，下了车蹲成一排。
随后，敌人看我还有气，就把我弄到担架上抬下车来，然后嗡的一声，拉着满车的尸体一溜烟扬长而去。
载死尸的汽车开走了之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敌人，嘴里叽里呱啦地吆喝周围没负伤的俘虏们，有人将我的担架抬进一座特大的军用帐篷里。
我一进去，就看到大帐篷里灯火通明的，直刺眼。
在这之前，我天天猫在暗无天日的阵地坑道里，用来照亮的只有几盏光线昏暗又呛人的豆油灯。这么亮的光上次见到，还是战场上的曳光弹发出来的，耀眼又恐怖。
这帐篷里的光虽然也明晃晃的，却透着融融的暖意。里面的美国人出出进进，来来往往，我不知道他们在忙啥，也不知道我被弄到的这是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我分不清东南西北，只模糊看到在帐篷的右面蹲着好多人，黑压压的，那些人都灰头土脸的，脸上身上都有血，不用问，那一定是我方被俘人员，足有二三十个人。
我不知道他们是哪来的，我所在的北山没剩这么多人。
我是第67师201团2营营部的步话机员，负责联络通讯任务。1953年4月26日，战斗打响后，我跟5连去驻守朝鲜石岘洞北山的阵地。
坚守三天两夜后，150多人的加强连只剩下20多个伤兵，眼看敌人已逼近碉堡的阵地前沿，大家知道，这是最后关头了。
为了避免落入敌手，1953年4月28日晨，天将蒙蒙亮还没亮，我不得不拿起话筒——“请求炮兵向我碉堡顶上开炮，向我硼堡顶上快开炮啊！”，在敌人的炮弹和毒瓦斯下，我竟慢慢睡着了。迷迷糊糊时还梦见被两只小鬼索命的梦。
没想到，那竟是我最后一个美梦了。
帐蓬的左面有好几张办公桌，桌旁无人，我不知做什么用的。帐篷的正中间一条1.5米左右宽的人行便道，咣当，我的担架被撂到便道的右面。
不一会我就听到有人喊，说是人喊不如说是在嚎：，“共军战俘你们听着，一会联军方面要对你们逐个登记，希望你们放明白点，联军问什么你们要如实回答，不然你们就瞧好吧。”，喊话的是台湾国民党的特务，他们来动员志愿军战俘舍弃大陆，前往台湾。
我吓了一跳，心想，这可怎么办呀，这哪是登记呀，这不是明明白白要审判我们吗?，知道我也没办法，看这架势，吓得我的心噗噗直跳。
这不算，我看到在帐篷里，还有一些黄皮肤的人，此时我也分不清是南朝鲜人还是中国人，他们混在美国人中间。
这些家伙手里掐着把来粗的大棒，两眼贼溜溜地盯着战俘，像狗一样曲曲鼻子到处闻味，嘴里还骂骂咧咧。
一座军用大帐篷，此刻搅得如同是一座阎王殿。
时间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敌人果然开始对我们登记了。
与其说是登记，不如说是变相审讯和甄别。审讯的顺序，先从没有负伤的开始，其次是身上有轻伤的，最后是像我这样不能走的重伤员。
美方审讯人员有两三个美国人和一个会说中国话的人，另外还有位挎着枪的美国大兵。审讯前，先叫那挎枪的大兵从帐篷右面把要审的战俘逐个押到办公桌前。
其他的敌人则坐在办公桌横头，把战俘们围了个圈。美国人先讲一段话，然后由台湾特务翻译。
我还看到他们在给被审的战俘发糖块，可真诱人。
因为我的担架离审讯桌很近，再加上特务让战俘回话大点声，审讯的内容我都听得清清楚楚。我越听越寒心，越听越羞愤。
寒心的是面对敌人问话，少有人反抗，敌人问什么，他们就老老实实答什么。
羞愤的是不管我再怎样跟敌人抗争，也始终洗不掉战俘的身份带来的屈辱印记。
最后敌人问，一旦和平了，不打仗了，你们到哪去？大多人都表示愿意服从安排到台湾去。
我们今天清晨还在跟敌人浴血奋战，宁死不屈，更何况大家还曾一起发过誓。为什么刚过三、四个钟头他们就彻底变味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愤怒之下只觉心里空空荡荡。正在此时，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个美国大兵挎着枪押着一个人，从我的担架旁走过。当我和他押解的人眼光对在一起时，我的心打个了寒颤，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呀，怎么是他?他怎么也被俘了?他在哪个单位？他是在哪被俘的？什么时候被俘的?一连串的问号，在我的脑袋里反复回荡。
我们的目光迅速地从彼此身上错开，他走到我左面的办公桌旁受审。我彻底傻了，大脑一片空白，只留了对儿耳朵还在监听他的受审经过。
我听到那人把他的姓名、年龄、籍贯、我军番号，武器弹药何时入朝……都如实向敌人供出，最后他表态，不回大陆，决定去台湾。
他说得斩钉截铁，我真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离他被审讯的地方只有1.5米左石，对他的供词我听得清楚。但我还有没听全的部分，例如他交代的我军首长的姓名。
不过他的供词也有使我欣慰的地方，他说这些被俘人员当中他一个人也不认识，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干部，特别没供出我来。
虽然我对他心存感激，但从他口中说出“去台湾”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脑子还，是嗡了一声，犹如晴天霹雳。
我的领路人竟然成了叛徒！，他是23军67师司令部通讯科步行机排1班的副班长，名叫黄衍进，25岁。我曾是1班二组的战士，他是我的副班长。
1952年8月入朝时，步行机排解散后，全排40多位战士被分配到各个团里，从那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今天的相遇也纯属偶然。
我的副班长呀，你难道忘了，作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当初是怎么教导我的了吗？你可是一名共产党员呀，难道不清楚“去台湾”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吗?，是背叛啊。
想着想着我不敢往下想了，只好闭上眼睛。这是我被俘以后唯一认识的人，也算是故知吧。
时间不允许我多想，敌人的审讯很快就轮到我了。
若说不忐忑那是假的，我轻轻睁开眼睛，看到过来几个美国人。
两个拿着笔记本，一个手里端着长枪，另一个是黄皮肤的人，不用问一定是台湾特务。
他们一起来到我负伤趴着的担架前，那个台湾特务也掏出个笔记本，左手还拎着个马扎。
他把马扎放在我的头边坐下，其余的美国人有的蹲着，有的站着。因为我不能动只能趴着，他们就到我的面前问话。
一个美国人先说话了，说的话叽里咕噜，我听不懂，他是对另一个美国人说的。
接下来，我看到另一个美国人递给翻译一个包，那翻译接过来，递到我眼前说：“呶，给你糖”。
他连说了好几句，我把眼睛闭上没吱声。翻译看我不要糖，也没说什么，把糖往回一递，还给了那个美国人。
他们问得很细，恨不得把我祖宗十八代全问个遍，姓名，年纪，籍贯，入伍时间，部队番号，首长名字，职务，武器，吃什么，喝什么，食物和饮水的来源……，我身受重伤，根本没想着自己还能熬过去，所以，敌人问我什么，我都胡说一气，能编的就编，编不了就打马虎眼或者干脆不吱声。
心想爱咋咋地，杀了我更好，就算他们不杀我，我瘫在床上慢慢熬死，也不比立马死了好多少。
翻译看我“乱弹琴”，不配合，威胁我说，联军崩了我，就当碾死个臭虫。
说着用手里的笔挑挑我的头发，在旁边蹲着的美国人仔细地看了看我的手，他们又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话，我一句没听懂。
翻译又问我了同样的问题：“今后仗不打了，和平谈判签字，联军要把你们这些战俘自由移送到别的地方，你到哪去？”，我说要回家。
特务冷笑一声：“你不怕回去以后共产党剐了你？”，正在我回答“杀了我我也坚决要回家”，谁知“家”字还没落声时，突然不知从什么地方蹦出三个人来，照着我的担架就是两脚，踢得我在担架上身子直晃。
那三个家伙嘴里还骂骂咧咧的，“你小子，想回家，我叫你回家，信不信我弄死你。”这家伙边说边伸出脚要踢我的后腰，幸好旁边的美国人把他拦住，我才幸免此劫。
说到这，对我的审讯就结束了，后来我才知道踢我的是要去台湾的战俘。
审讯闹腾了一宿，次日天亮才结束。
天明，敌人又把我们押上了火车。
装战俘的车厢是个大闷罐，等我的担架被抬上车时，车厢左右两侧都已经站满了人，我的担架被两个美国大兵给横摞在车厢的门口，堵住了车门。
紧挨着我的还有三、四副担架，上面躺着的全都是我方被俘的重伤员，哪来的我也不知道。
但让我最羡慕的是摆在他们担架上的红红绿绿的糖果，我没有，馋得我直咽唾沫，因为我有生之年从没见过这样的糖。
在闷罐车门没有被关上之前，我又往左侧看，只见车厢里挤满战俘，他们都站着，车厢左右各排成几排，个个双手举过头顶，前排的脸差不多贴在了车厢板上，后排的把脸贴在了前排的后背上。
我心想，这倒好，他们谁也动不了跌不倒，嘿，敌人的这招还真绝，亏他们想得出来。每个举过头顶的手上，都举着两串像棋子大小，五颜六色的糖果。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本来人站在车厢里就晃动，他们手里的糖也就随着抖动起来，让人乍一看像是一群人拿着彩旗去迎接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可哪曾想，他们是一群灰头土脸，褴褛不堪的战败俘虏。
火车徐徐开动，闷罐车车门左右各站着一个持枪的美国大兵，左面的大兵一头卷发，咧着双大厚嘴唇，呲着一口白牙，活像个怪物。
右面的黄毛金眼睛，嘴不停吧嗒着，好像在嚼口香糖。
火车渐渐平稳，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人家美国人对咱们照顾的够好的了，不打不骂，给吃给喝，又给点心又给发糖，还给我们指出今后的出路，出路是自由的。这还有啥说的，我们有啥理由不和人家合作呢？过去你知道面包啥滋味吗，共产党给你面包吃吗？”，重伤也没能压制住我火爆的脾气，“我日你奶奶，卑鄙无耻，难到你不是中国人生养的！”我用尽全身力气张口大骂，身子在担架上撅达了好几下。
突然有一只大脚在我的担架头上轻轻地踹了两脚，我下意识地向踹我的人看去，只见他不住地冲我眨眼。我当时明白了，他是为了掩护我，怕我的话被敌人听到，不叫我往下说，我只能把一腔怒火压了下去。
身旁的两个美国兵看到我在那发癫，可他们听不懂我说什么，只是用手里的枪朝我的脑袋比划比划，嘴里叽里咕噜些我听不明白的话，我用手拍拍胸口，意思是你往这打。
美国兵没有开枪，其他人也没说话。可是做了战俘，那种耻辱感压在心头实在难受，但是木已成舟，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再怎么愤怒也无济于事。
不知过了多久，咣当当一声巨响，把我从昏睡中惊醒，猛一睁眼发现火车停了。敌人要干什么？我睁开眼，只盼能快点伤重不治，反正这样的身子也拖不了多久，生死有命，早点解脱最好。
正在我胡思乱想之际，突然来了三、四个美国大兵，他们不由分说，迅速把我的担架抬下来，嘭的一声甩在一辆吉普车上，汽车发出一声尖叫，嘀嘀嘀，一溜烟儿驶出了车站。
不到两天，我已经被换了好几个地方，我不知道迎接我的下一个地方会是哪里。或者是暗无天日的地牢，或者是血腥难捱的行刑间，又或者我根本熬不到下一个地方。
迷迷糊糊中，似乎没过多久，车又停了，两个美国大兵将我从车上弄下来，抬进了一个屋子。
我不由自主地提起鼻子一闻，一股来苏水的味道。难道这是医院，敌人把我弄到医院来做什么？难道要用我的身子来搞什么细菌实验不成？，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敌人七手八脚地把我的身子从担架上翻下来，摆在一个单人床上，不由分说地就来扒我的衣服。
我一看敌人的架势，心想，这下完了，如果真的要拿我做什么实验，那真是生不如死，死都死不痛快，我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死前要遭这样的罪。
我拼命地挣扎，忽然感到身上传来一阵凉意，我一瞧，原来是那群人在用纱布醮着什么药水在我的身上擦拭，把我从头到脚擦了个遍，那药水边擦还边冒泡。
接下来，他们给我冲洗了眼睛，最后处理了我的伤口，我的头脚，后背，后臂都被缠上了绷带。
嗷的一声，我一惊，一看，原来是那主刀的美国大夫叫我看一样东西，大夫边说边把钳子上的东西吧嗒一声落入盘中，我一看，竟是一块黄豆粒大小的炮弹皮。
怪不得只要一不小心碰到后臂，我就火烧似的疼个不停，原来是块炮弹皮在作怪。嘿，他妈的，你怎么没进去呀！，到了此时，我才意识到这个美国大夫不是要拿我做什么实验，而是来给我治伤的。
虽然我们和美国人在战场上势不两立，但我确实感谢这个美国大夫，他减轻了我不少的痛苦。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手术之后，敌人给我换上了白底蓝条条的衣服，被二三个护士抬上了二楼，把我摞在一个靠北面的空床上，他们就下楼走了。
我缓了缓神，看看我的病床左右，直勾勾地躺着两个重伤员，估计也是我方被俘的伤病号。
接下来，我又观察了一下病室的轮廊，这栋楼是个大筒子楼，约莫东西长 10 多米， 南北宽6、7 米。楼内一溜摆着五趟病床，差不多住满了人，除了我们，不是南朝鲜伤兵，就是北朝鲜人民军的伤兵。
最南面的也是伤兵，他们把整个中间和南面的床给住满了，大约有30多人，他们有的在病床上躺着，有的胳膊上挎着绷带，在床上坐着，伤势不同，啥样的都有。
有所不同的是南面的病床紧挨着窗户，光线明亮，坐在床上还能看到风景。中间和北面的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楼梯边上没有扶手，上下楼的美国人和朝鲜人都是连蹦带跳进进出出，乍一看好像成了精的黄鼠狼在窜来窜去。大部分时间整个屋子都鸦雀无声，非常安静。
我看完二楼的轮廊，缓过神来，看看我身边的两位伤号，只能看到他俩的脸，我不由吓了一跳，呀，他们仰面向上，黄嘴唇泛着青色，躺在床上不哼不喊，一动不动，要不是盖在他们身上的白布单一起一伏，俨然就是两个死人。
特别是我左边的那位，在他的肚子中部伸出了一根胶皮管子，另一端弯弯曲曲插到一个像罐头瓶子似的容器里，瓶子里是流出来的浅黄色的液体，我当时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他们身上盖着白床单，我并不晓得他们哪里有伤，也瞧不出他们有什么生气，但我能肯定的是，他们的伤一定都很重。
想想他们也曾在战场上出生入死，最后让敌人像捡蛋似的捡了来，如今孤零零地躺在敌人的医院里，真是悔不该还活着，来遭此洋罪。
事到如今，死死不了，活活不起，咱们可怎么办哪？，我真不知道碰到那好心美国大夫是老天眷顾，还是为了要让我们活着经受更多的磨难。
有一天，美国大夫又来到我右面的战友床前，揭开病人肚子上的敷料，立马就有一股异味扑面而来，是腥非腥，是臭非臭。
我看到病友的肚子噗嗤噗嗤还在往外喷呢，黄黄的分泌物，可能是粪便。在场的人有的歪过头，有的捂鼻子。
可那位大夫一声不吭地拿着镊子，钳着纱布一遍一遍地给伤号擦拭，直到不喷了为止。
他不嫌脏不嫌臭，这难道就是他们说的人道主义，还是只因为职业的关系。他在救一个志愿军战士，和美国人在战场上刺刀见红的敌人。
这样的场面真让我感到不可思议。我不知道是否是他故意做给我们看的，这也许是他们阴谋的一部分。
反正不管怎样，我都要谢谢他对我们的尽心照顾，他是美国人中的好人，我祝他平平安安回国，好人一生平安。
这些天来，我似乎已经失去了对时间的感知，总觉得新的一天还没有过去，沉浸在情绪的苦涩之中。一想到以后的命运安排，想想自己就觉得可笑。
生死都没有定局，还想什么以后的安排呢！，有日早饭后，一缕阳光照进了二楼病室，阳光虽然照不到我的床头，我也感到有丝丝的暖意。长出了一口气，感到从没有过的舒服。
突然我觉得全身上下一阵瘙痒，用右手伸进被窝里，往肚子上一摸，搓了搓，发现有什么东西落在掌心里。
拿出手来一看，圆圆的一团，我掀开被子细看，身上的皮肤都裂开来，一碰就掉。我是在脱皮。
听老人讲，有人遇到什么危难祸事，大难不死就得脱层皮，我听了不以为然，没想到这事现在被我碰上了。
看来我这一趟是难死了。
在汉城医院这段时间，有专门的大夫给我治病、打针喂药、端屎端尿。
生活上更是让常人难以想象的优待，睡的是床，夜里有灯，一天两顿西餐，每天都能有鸡大腿、肉罐头，冰糕奶酪，和饮料。
再看看志愿军战士们，为了防止明火暴露目标，大家吃不上一口热饭，从上到下都是吃干粮袋里冻得硬邦邦的炒面。
有时候炒面和冻土豆也没得吃，战士们就去刨马粪，把里面的苞米粒都捡来吃了，很多战士的牙因为长期咬食生冷的硬物，年纪轻轻满口牙都落光了。
被俘后我才见识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是多么的优越，在汉城医院里，我吃的都是见都没见过的东西，真让我开了洋荤。
这也让我感到无比的愧疚和揪心。
不管我的国家有多么的贫穷和落后，生活有多么艰苦，我都要回到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上，就算死，我也要死在自己的家乡。
苦，要一起苦，甜，也要一起甜。
之前在甄别室的时候，翻译曾在我身上一顿乱搜，问我在部队做什么工作。
我说自己就是个随叫随到的大头兵。翻译不信，反驳说我的手上没有茧，也没剃战士头，铁定是在胡扯瞎掰。
我当时没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才想明白，他们可能是把我当成不扛枪，不背炮，不用剪头的大官了。
但事实上，只是因为我是步话兵，不用天天端枪扔炮，入朝前步行机排下派得着急，我就没来得及剃发。
因为这份特殊，我在敌人那捡了个“大官”的待遇。
敌人找我的几次谈话都不欢而散，但终归没有爆发剧烈的冲突。
翻译看我还是没有低头和松口，就骂我没良心，说我不懂感恩，思想中毒太深，需要给我洗脑。
我第一次听洗脑这个词，以为是什么酷刑，杀死人之后还要洗脑子，切开洗还是注水洗？，无所谓了，这条命是你们捡回来的，还给你们也理所应当。
果然，他们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开出了更加诱惑的条件。
腾腾腾，一阵楼梯声，上来三个人，来到我的床前，分左右站好。
我一看，啊，来了，估计来给我洗脑了。活不成就活不成，被这帮孙子伺候了这么久，死了也值了。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觉悟，谁知道，敌人还是没动手。
翻译乐呵呵地询问我有没有用过饭，说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我。
狗腿子嘴里能有什么好话，说不定又有什么幺蛾子和陷阱，摆好了等着我跳。
我才不信。
翻译一边指着在场的美国人，一边说联军决定给你三条路：，第一条，送你到日本去学习，毕业后给你安排工作，到那时，你要啥有啥，房子、美钞、老婆，你不是做梦娶媳妇呢吗！，第二条也不错，你可以去台湾，过去的事一概不究，不想当兵可以投亲靠友，风风光光地当英雄。
至于第三条，就是回大陆，他停了一下，“不过那是死路一条，想想你今天的处境，你还能回得去吗？”，说着往桌上放了一厚摞美金。然后接着给我讲他的“好消息”。
除了诱惑，接下来还有威胁和恐吓。
那个年代，在我军内部一直都有一个共识，被俘就等于变节。而那些俘虏和叛徒的家人，更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特务最初那一阵絮絮叨叨并没有扰乱我的心绪，只有在他提到我的亲人时，我的心头才有些颤动。
除了怕国内的亲人因为我遭罪，我又想起了自己在台湾的老哥。
他是我的堂兄蒋庆云，在国民党部队任上士班长，我就是他带出来当兵的，如果我去了台湾，老兄一定很欢喜，说什么也会帮我的。
我有些心动。
但那样的犹豫只是一瞬。台湾毕竟不是我的根，也没有我的家。我不能忘了自己和祖宗，不能忘了那些拿命去拼的战友们。
我绝不当该死的叛徒。
想好了这些，我当即向他们表明，我是个死心塌地的兵，哪儿我都不稀罕，就是要回大陆。
敌人的糖衣炮弹彻底失效了。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们哪里会缺折磨人的招数。
又过了两三天，我在病床上躺着，想用右脚蹬被子，把受伤的左脚移个位，然后睡一觉。可事不由我，正在此时，敌人又来找我了。
这次只来了三个人，其中只有一个是美国人。另外两个是亚洲人，一个手中托着个瓷盘。我没搭理他们。
这一次敌人没有再跟我东扯西扯，直截了当地说明了来意。
这次来是为了给我刺字。
他们准备在我的左右两个胳膊上，一个刺“抗俄”，一个刺“反共”。
我听到他说刺“反共抗俄”四个字后，心里一哆嗦。妈的，这一招真绝，他们这是要绝我人生之路啊。
刺上这东西我怎么见人，还不如死了痛快。
如果我真的有命活着回国，这几个字就相当于把“叛徒”两个字刻在我的脸上，我死了都是脏的，要遭千人骂，万人嫌。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我没有多想，那时天气正热，我的伤也恢复得慢了许多，腿上的伤口还生了蛆。痊愈对我来说简直遥不可及。
干脆豁出去了，我把两个胳膊一亮，“想刺是么，拿斧子去，剁下来，随便刺。要是你们敢硬来，我马上把舌头咬断，死给你看。也叫现场的人瞧瞧你们联军是怎么优待俘虏的！”，说完我把嘴一张，吐出舌头，两眼一闭。
这时不知从哪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噪声，我睁眼一瞧，原来是左床的战友在愤怒地直哼哼。
这是我到汉城以后头一次听到难友的声音，连南面的伤兵也瞪大眼睛瞧着。
敌人看我摊在床上，伤重又嘴硬，伤口也烂了，怕是嘴再硬也硬不了几天，大概率是活不多长。
看着周围一双双愤怒的眼睛，他们也怕激起周围的伤兵起来反抗闹事，端着盘子灰溜溜地走了。
我逃过了一劫，事后惊出一身冷汗。我在心里默默感谢难友对我的支持。
虽然逃过了刺字，但我知道，只要自己一天没有脱离他们的掌控，这样的甄别和劝服就一天不会结束。
还别说，说来就来了，也不知隔了几天。又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哈，好家伙，这次上来的六、七个全是美国人，没跟翻译。
他们直接来到我的床前，有的叽哩哇啦，有的比比划划，因为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我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索性就睁大眼睛看着他们表演。
一个黄毛家伙一屁股坐在我旁边病友的床沿上，从兜里拿出一本画报，递到我的面前让我看，一边喊叫还一边向画报上煽耳光子，啪啪啪啪，打得响亮。
我看到了画报上的内容。
上面画的是苏联克里姆林宫外的红墙，在墙里探出一个卡通人头像，甩着一脸大胡子，我一看，是斯大林元帅。
只见他从墙里伸出右手，手里提着个用三股绳结成的小筐，小筐里装着机枪大炮，里面还坐着一个人，竟然是敬爱的毛主席。
我一看顿时火冒三丈，大喊一声：“士可杀不可辱！”挣扎着从床上一跃而起，去抢美国人手中的画报。
他们一个个全须全尾，躲闪得倒快，我重重地摔在了楼板上，背后的伤口顿时被震裂了，脚上的伤口也摔出了血。
连气带痛，我一下子摔昏了过去。
这一个多月来，我通过细细的观察琢磨，差不多摸透了敌人的意图。
敌人不是要在我身上问出什么军事秘密，他们似乎己经看出我只是一个小兵，也没什么油水可捞，他们意图主要有两点：，一是要让我丢失了信仰，二是诱骗我去台湾。
这天又是医院给伤员发烟的时候了，好家伙，我看见有一个朝鲜人和一个美国人抬着一个大箱子上来，放在楼板上。
打开箱子，从里面拿出紫不紫黑不黑的烟盒，屋内每个伤兵都给一盒烟。
我看到拿到香烟的朝鲜伤兵都美滋滋的，要不是他们身上有伤，我感觉他们都会高兴地跳起来。
我也是个烟鬼，在阵地上实施灯火管制，烟本就是奢侈品，又不能随便抽。看着眼前一片云雾缭绕，真真是把我馋得够呛，嘴里直咽唾沫。
这时，一个美国人从箱子里拿出一盒烟，朝我比划，好像在说“你馋了，给你一盒要不要。”，去你妈的吧，我一咽唾沫，老子就是馋死了，也不会向你要烟抽！我闭上眼不瞅他。
发烟的美国人走了，我想睡一会儿，突然发现对面的朝鲜伤兵都往门口看，嘿，这些人直勾勾的都瞅啥？，我也随着他们的视线往楼梯口看，原来上来两个漂亮的美国大妞，怪不得朝鲜伤兵都往那看。
那两个美国大妞一头金黄的头发，细细的弯眉，深深的眼窝，头上戴着牛仔帽。胸大腰细屁股圆，蹬着高跟鞋，嘴唇红得像抹了血。
大妞右手掐着腰，左手插在兜里，嘴里不断的吐着泡泡，似舞非舞，似跳非跳，在原地摆弄风骚。
她两眼不时在周围扫。等我和她的目光叠在一起的时候，我浑身打了个冷颤。
真好看啊，我把视线移开，但又有点舍不得，还想再看看。人人都说美国女人像妖怪，其实我今天看到的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很好看嘛。
说实在的，从未接触过女人的我，见到他们扭动的腰身，心突突直跳……，正在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忽见两个大妞一扭身，把伸在裤兜里的手拿了出来，挽了一个花，原来是一扎钞票，向周围人比划。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金钱，香烟，大餐，美女，美国人确实说到做到，我还没去日本和台湾，这些东西就一件接一件马不停蹄地往跟前送。
从没机会享受物质生活的我，在敌人的伤兵医院里，被他们用糖衣炮弹整整轰炸了一个多月。
但这样的“福气”我享得越久就越愧疚不安，那些死去的战友在天上看着我。我离家六年，还未在双亲膝下尽孝。
我要回去，我要回到那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是要回去的。
看着他们一个个盯着美国大妞直流口水，我只想眼不见心静，蒙住被子窝在床上。还没过几分钟。
咣当，吓得我一睁眼，一套美军的旧军服落在我的床头。
往边上一瞟，又是那个翻译，这次他没有嬉皮笑脸地上来套近乎了，指了指那身衣服让我换上，我没吭声，拿起裤子就往上套。
他见我没脱病号服，骂骂咧咧让我把身上的病号服脱了，没办法，我只好把白蓝条的病号服脱下，再换这套衣服。
我拿起上衣一看，上衣的背后用油漆写着两个英文字母“PW”。这两个字母我认识，但是印在衣服上是啥意思我不明白。
我正想着，一个持枪的美国大兵上来架着我的胳膊，还没来得及跟难友告别，一瘸一拐地下了楼。
他们押着我上了楼下的汽车，嘟的一声，掀起烟尘，不知又去向何方。
“PW”是Prisoner of War的缩写，意思是——战俘。
在战俘的伤兵医院，蒋庆全大多时候面对的是医生，他们还遵循人道主义精神的一面。
但蒋庆全的下一站，是关押战中朝战俘的集中营，那里是让人不寒而栗的钢丝网，和骨瘦如柴的囚犯。
比起汉城医院，这里要阴森恐怖百倍，蒋庆全一到那里，就哭了。
后天晚上20:15分，我们继续陪蒋老重返战俘集中营，看看那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孩子，将会经历怎样的考验。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插画：大五花 娃娃鱼，

来自：掌上乐园

醒着，做梦

板凳 醒着，做梦说：
走出战俘营02，真实战争故事07／28，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金钱美女洋大餐，只为诱他去台湾，这是蒋庆全被俘后在汉城伤兵医院的奇遇。
在糖衣炮弹面前，他有恐惧，也有摇摆，会为一颗糖馋得直咽口水，也被风骚美女拨动心弦，这是真实的人性。
只不过从他穿上“pw”囚服那一刻，诱惑考验结束了。
接下里的战俘营里，他将要面对两波新敌人——他们都曾是志愿军，坚定回国的要考验他，决定投降去台湾的要折磨他。
为了躲过叛徒的搜捕，危机时刻，他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从汉城伤兵医院出来，汽车一路颠簸，我的伤口又快被震裂了，疼得我直冒冷汗。
到了南朝鲜路况好一些，我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不知道跑了多久，汽车终于到了目的地——南朝鲜的海滨城市釜山。
不过我没看到釜山的市容，汽车一路把我拉到了一处偏僻的荒野，周围是高低不平的山地，中间是个群山环抱的山凹。
沿着公路两旁是一个个营场，每个营场都围着重重叠叠的铁丝网，高五六米，每层铁丝网之间相隔一两米。
营场的四个角还建有高高的岗楼，上面架着机关枪。
不难猜，这就是关押中朝战俘的集中营了。
营场外的四周修着平坦宽阔的大路，以供美军巡逻，以及流动岗哨的监视。营内是一幢幢铁皮棚子和大帐篷。
附近的山头上架着巨型探照灯。周围的直升机场上停着一架架武装直升机。
等我下车就更吃惊了，只见丘陵地上上下下、沟沟岔岔、东西南北、纵横交错布满了铁丝网，让人不寒而栗。
往里走我看到有人在走动，有的吊着胳膊，有的缠着脑袋，有的一瘸一拐，每个人的都穿着印有“PW”的衣服，看到这时我才明白，这是囚衣啊。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虽说是营地，可看着却比监狱恐怖得多。
至少监狱里不会到处是断胳膊断腿的伤病号。我不知道他们被关在这里多久了，单是看着他们泛着青黄的脸和骨瘦如柴的身子，我的鼻子已经酸了。
比起汉城医院，釜山的伤病战俘营也显得更加阴森恐怖。
汽车把我拉到一个铁丝网围起的大院门前，我下了车一进大门，押送我的美国大兵就和大院里的人交换了手续，叽里咕噜地说了一通，汽车开走了。
我还没来得及看一下这个大院里的环境，另一个看着40来岁的美国人就急不可耐地把我赶进了一个铁棚子里。
老鬼子把我安排在南面通铺的第二张铺上，又扔给我一条旧军毯，叽里咕噜地比划比划就走了。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毯子是给我用的，我往后就睡在这。
经过长时间的颠簸，我己经累得直不起身了，抻过毯子，住头上一蒙倒头就睡。
“嘿，起来，你倒睡得挺快。”我听到一声喊，不知道是谁在说话，我只想睡觉，不愿理会。
没想到有人刷拉一下，掀开了我的毯子。我吓了一跳，猛然惊醒，睁眼一看是同屋子的几个难友朝我围了过来。
他们的眼神透着凶狠，我看出来这伙人不怀好意。
我有些警惕地坐起来，看看叫我起来和掀我毯子的那些人。两个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他们两个骨瘦如柴，眼珠却圆鼓溜丢的，再看看屋里其他人，只见他们个个满脸怒气，大瞪双眼在看着我。
我也没好气，质问他们要干嘛，又瞪眼睛又骂骂咧咧的，大家都是战俘，难道还分先来后到吗？，领头的人说我不老实，让大家上去搜。
说话间就过来三四个人把我从床上拽起，不由分说就扒我的衣服，我的裤子袄都被他们扯了下来，一群凶神恶煞的阎王们就这样把我扒了个精光。
扒完了还不算，他们还在我的裤子袄上捏这儿捏那儿，连衣裳缝也不放过，好像是在逮虱子，我来的时候就这么一身刚换的“pw”衣服，他们什么也没搜出来。
搜完了衣服还不算。
我被扒得浑身赤裸，其中一个人还把我的胳膊腿抻起来，前胸后背手指缝各个地方仔仔细细查了个遍，但还是什么也没有，他们就都泄了气。
此时不知从哪儿过来一位，指着我的肚子向大家说：“快来看呀，他，他有两个肚脐眼。”，但人怎么可能有两个肚脐眼？，只不过其中一个是跟鬼子拼刺刀，被对面的美国兵刺过一刀后留下的伤疤，正好在肚脐眼的上方。下边的才是爹娘给的。
我想不通，大家都是战俘还是同胞，干嘛要闹这么一出。
经这一通闹腾，我睡意全无，肚子却咕噜噜叫唤起来。
从汉城医院出来，我在铁棚车上关了快一天了，什么也没吃，饿得头晕眼花，心慌无力。
盼来盼去，不知道等了多久，我饿得前胸贴后背，真觉得给我什么我都能吃下去。
可到了开饭的时候，我发现，难友们端着冒气的碗在皱眉，我心里纳闷，怎么到嘴的热饭你们不吃，发什么颠？，我端着手里的饭，凑上去用鼻子闻了闻，一股辣兮兮的味道窜进我的鼻孔。
本以为在沙场上闻惯了血腥气，鼻子已经刀枪不入，但猛吸一口，这股味还真是恶心。
原来是变了质的大麦米饭。
吃了这些东西说不定肚里要闹毛病，战场上得了痢疾活活耗死的人多的是。
但不吃又会饿死，我还要回国，不能就这么白白饿死，不管了，我深吸口气，一股脑地将这些霉饭咽了下去。
战俘营的待遇跟医院相比，确实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不过平时除了饿肚子吃馊饭跟敌人周旋，偶尔也能碰上点惊喜。
一天我正趴在床上打盹，忽然有首熟悉的歌传到了我的耳朵里。我大吃一惊，竟然有人敢在这唱这首歌，他们不要命了吗？，我只顾着兴奋了，几乎是下意识地跟着他们的话音开始一起唱，“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我们永远跟着你走……”，歌声不高，但能听出来大家都使足了劲。
歌声一停，房间里走过来好几个人围住我，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这次他们眼里不再透着初见时的凶光。
有一个人率先开了口，让我交代我的姓名，队伍番号，被俘时间，还有肚子上“两个肚脐眼”的来历。
但这与敌人在甄别时查问我的信息有所不同，敌人在明处，立场是明确的。在战俘营里却不同，还得小心隐藏的间谍和叛徒。
美军曾把战俘里面一些自愿投诚的人找出来，送到东京去培训，专门学习怎样去跟共产党进行斗争，用各种方法让这些战俘背弃信仰，放弃回国的想法。
他们经过美军和国民党的培训后，会再次被派回战俘营内，一部分被安排担任警备队长和俘虏官等职务，配备棍棒和皮鞭，协助美韩军队控制战俘营。
他们的势力渗透进战俘营内部后，还在不断地秘密发展和壮大，所以，在战俘营里，处处都可能遭到潜伏在暗处的黑手。
敌我不明的情况下，我们都选择了真假掺着编。
我早已想好，说自己叫蒋东阁，隶属五大队，4月28日被俘虏。
当时已经快7月份，他们听到我4月被俘，顿时有些警惕，问了我许多问题，比如我为什么四月被俘，快七月才被送到釜山战俘营，中间为什么相隔那么久。
还问我在何处被俘，被俘后去了哪里。
我把自己何时何地被俘，怎么去的汉城，怎么治的伤，一来二去都如实讲了一遍。
问话的人轻轻“哦”了一声，我看出他们对我的话还是持怀疑的态度。
管不了那么多，虽然有风险，孤身一人在这战俘营里跟敌人斗，势单力薄只能任人宰割，估计没有几回合就小命不保，回国简直是做大梦。
我干脆把自己的伤情也说了。
我告诉他们了自己在战场上跟美国鬼子摔跤，肚子挨刀的事，还说了自己脑门子上那块伤的来历。
那是炮弹皮扎的，但那块小东西恰巧卡在了我的头骨上，愣是没往里钻，它要是稍微往里蹭蹭，我就没有今天了。
多亏汉城医院的美国大夫给我治伤，我才熬到现在。
他们听到我接受过敌人的治疗，更加不依不饶，追问我接受过敌人什么好处，答应了他们什么事情。
还有个人阴阳怪气地说，为什么敌人单把我弄到汉城医院治伤治病，过好日子去了，他们怎么没有那么好的福气。
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我看他话里有话，也警觉了几分，甚至察觉到他们的问话已经有了点审讯和挑拨离间的味道。
敌人的种种迫害、引诱我都领教过，心里多少有底。反倒是难友们对我的百般刁难和讽刺挖苦让我有些受不了。
但我又不能不答。
只说我也不知道，那里除我之外，还有好多人。敌人没给我什么好处，但确实给我治了伤。
我还跟他们做了保证，下回当着他们的面，我和敌人也表个态让他们瞧瞧。
问话的人走了，其他人也跟着走了，我长出了一口气。没想到战俘营里碰到的第一道坎竟然是因为自己的同胞。
真是俘虏审俘虏，自己人防自己人啊。
在这里，美国人也变了一副模样。
他们变本加厉想方设法地折磨我，停止伤口换药和用药，监视我在战俘营里的活动，把我关在一个小院子里洗脑、甄别。
在敌人眼里，伤病号的心理防线都弱得很，我这种的迟早得松口，答应他们去台湾。
可这次在他们面前，我来了个先发制人。我挺直身子，两眼死死盯着桌子上的茶壶。
翻译一伸手把茶壶挪开，不让我看了。
这次他们还是从头开始问，我却没再从头开始答。
我主动说我的军是天下第一军，我是一军一师一团一营一连一排一班第一名战士，我从军长到班长，所有官职都当了个遍，不用在我身上煞费苦心了，也不用找别人来证明什么。
台湾不是我的根，我活着就是要回大陆。
对面的人见我还没等问话就亮明态度，气得没办法，说狗都知道感恩，联军救活了我，我还不如一条狗。
但我宁愿被当狗，也不愿意在他们面前丢掉良心。
这次我之所以在敌人面前一顿发泄，不是我要张狂逞能装英雄，而是在之前得到了一位战友的指点和帮助。
当时我正苦闷着该怎么跟这些同要回国的战友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有位叫我“肚脐子”的战友给我出主意，如果敌人再找我，我要在敌人面前愣点、冲点，甚至顶撞他们。
敌人也怕惹硬茬儿，如果他们真想把我怎么样，大伙都会来支援我，找敌人要人，辩理抗议闹游行。
为了尽快获得难友们的信任，跟他们拧成一股绳，我也不去顾什么后果了，硬刚就硬刚。
我本来已经做好了敌人会继续向我展开报复的准备，但没想到，难友说对了，通过此次审讯，连着几天敌人没再找我麻烦。
我心里由衷感谢那位难友的帮助。只是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几天来，敌人虽然没再来找茬，但我的心仍一直处在焦灼的状态。我在汉城的时候，只想快点脱离那个鬼地方，加入回国战俘中间，早点回国。
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到了釜山，加入回国的队伍会这么难。
和他们在一起，我不但没有得到同胞的待遇，相反他们还都对我怀有敌意。
讽刺、挖苦，风凉话不绝于耳，怀疑，提防，岐视的眼神比比皆是，好像我的到来，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和负担。
即使上次有了我在敌人面前姿态强硬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但这样的状态依旧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改变。
我的精神快到了崩溃的边缘。
正在我感到走投无路时，我听到有人操着四川话在小声喊什么，我不耐烦地抬头顺着声音看过去，我一下子愣住了。
“喂！叫你呢，你发啥个愣？啊？同志。”，同志！同志二字！听到他们喊我同志，我激动得难以言表，小心翼翼地试探：“是叫我吗？我是同志吗？”，喊我的难友说，通过这么多天以来对我的观察，包括我的行动和言语上的表现，足以证明我是个好同志，都是坚持要回国的正义之士。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我真想问问他们既然大家都是回国的，还管我叫同志，为何之前要那样对我，但话到嘴边又被我咽了回去。
我知道在这个环境，谨慎是每个人的本能，但我的委屈还是不能完全消解。
我忍住了自己质问的冲动，顺着他们的话说：“既然大家认为我是同志，那么我们就消除隔阂，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回国。”，我们又唱了那天的歌。“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向着法西斯开火……”，歌声唱得浑厚有力，我的心情也不像以前那么郁闷了，心亮了，仿佛一滴水融入了广阔的大海之中，海水汹涌澎湃，拍打着彼岸。
接下来他们走向前，几十双大手握在一起，向我表达了他们的歉意，说之前那样做实在是形势所迫，请我谅解，还动员我跟他们一起团结一致对抗敌人，争取回家。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虽然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有了了解，但还是没有消除相互之间的所有疑虑。
仍旧有人怀疑我是国民党派来战俘营的奸细和特务，在我的面前行动诡秘，像有什么在背着我。
偶尔还能看到他们当中有人的胳膊上有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因情况不明，我也对他们存有戒心。
我们之间是麻杆打狼——两头害怕。
7月的到来，算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大家为了庆祝七一党的生日，鼓舞战俘营的士气，营里也开始秘密准备庆祝活动。
在准备之前，负责宣传的难友找到我，询问我是不是党员。
一是怕泄露信息，二也是我的耻辱心在作怪，我编了一套说辞应付难友的问话。
“你看我现在这个熊样，像是个共产党员吗？人家党员个个都是顶天立地的好汉，他们在战场上宁可牺牲也不当俘虏，我不配做党员。”，可能因为他并非党员，所以对我的话产生了深切的共情，并未显示出任何的怀疑，开始很兴奋介绍起七一的庆祝活动——“书法擂台赛”。
所谓比赛，就是要在战俘营里立一个擂台，看谁的字写得好，谁的书法练得棒。最后评出冠军，来带领大家学文化，作斗争。
我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为了比赛，有个难友送了我一片刚打开的烟盒纸和一小疙瘩铅笔头。别看这东西看着不起眼，现在扔了都没人捡，但搁当时那可是要人命的玩意。
我接来一看就怔住了，这东西哪来的呀？这可是禁用品呀，这要叫敌人发现了轻则要受刑，重则会丢了性命。
难友看我发愣，他可能猜出我在想什么，就告诉我别担心，烟盒纸是营里的同志出去倒大粪时捡的，铅笔头更来之不易。
这截铅笔头是营里的伤兵战俘忍着伤痛，把之前美国人分下来的药，一点一点的全省下来，和战俘营里的南朝鲜伙夫换的。
留着这条命就得斗争，如果默默无闻任人宰割，那死得才更快。
我一听这一小疙瘩铅笔头竟然是用药品这么金贵的东西换来的，握在手里只觉一阵揪心。
战俘营不比医院，每天只发一次药，还总断药，这相当于拿命在换啊。
我的心不由地一痛，凄楚难忍，眼泪差点掉下来，也说不出话。这群南朝鲜棒子真他妈狠哪。
我把手里这两件东西攥得更紧了。
多亏进部队时赶上扫盲，解放上海后部队曾驻扎在周围的枫泾镇上，那段时间我认了字，还迷上了读小说。
没想到，这个本事在这有了用处。我一定要好好珍惜，不辜负同志们的一片苦心。
我决定也要省下自己的药品去换铅笔，我要发挥特长，用它在战友面前道出我的心声，记下敌人的惨无人道。
但万万没想到，这小截儿铅笔头，差点害了我的命。
1953年6月30日，这一日终于到了。
此次活动我心里明白，同志们也是借这次机会来试探我，看我敢不敢用文字的方式公开登台亮相，看我到底是人是鬼。
30日上午，难友们就忙活起来，找来几张桌子搭起了台子，我们叫“擂台”，此擂台不是让人上去比武的，而是用来贴书法作品的。
我利用难友们给我的铅笔头，在烟盒纸上写下了一个醒目的“家”字，在“家”字的下面写上“我要回家”四个小字，最后署上我的真名。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以此向大家声明我不是去台的叛徒，更不是特务，我要回大陆，我要回家。
我的字贴在从上面往下数第二张桌子的正当中。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看书法的时间控制在10分钟以内，最后拆除字贴烧掉。
很幸运，这次活动圆满地结束了，我在战俘营里迎来了党的生日。
第二天一早，难友们刚一起床，就相互接力讲述党的光荣历史。正在大家听得激情澎湃的时候，我听到有人拍了拍掌。
敌人出动了，这是放哨的难友发出的警示信号。
众难友当即散开。
我往外一瞧，看到外面不远的公路上尘烟四起，汽车的轰鸣声越来越近，四五辆装甲运兵车疾驰而来，还出动了坦克。
刹那间将战俘营的三号院，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伤兵战俘，敌人大动干戈，兴师动众，说不定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看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难道是我们的七一活动被人泄密了？要真是这样，难友们会不会怀疑我？，不行，我得早做准备。
纸片已经被烧掉了，但还有我身上的铅笔头，我得把它尽快处理掉，怎么办？，把它扔在地上用脚碾碎？，不行，事后难友们要向我问铅笔的去向，那时我说不清道不明，又无证据，难免有泄密的嫌疑。
我急得满头大汗，再说，这铅笔头是战友用性命换来的，就这样把它碾碎，我良心不安，但也绝不能让它落在敌人手里。
时间紧迫不容我多想，搁哪里都不保险，情急之下，我也不知从哪冒出来个馊主意：，我把右手伸进裤裆，屁股一撅，一使劲把铅笔头捅进了肛门里，哎呦一声，疼得我龇牙咧嘴。
敌人的步兵已经进入铁丝网的大门，只见他们进来后，迅速散开，把院内的空房、厕所、宿舍、伙房全部控制起来。
一阵砰砰的凿击声传来，敌人开始用刺刀到处乱捅乱戳，恨不得掘地三尺，床也都掀翻，什么旮旯犄角，耗子洞也要伸手掏两把。
折腾了半天，没有搜出什么，他们开始在我们身上打主意。三个鬼子侍候一个战俘，把我们押到一个空的铁皮房子里强行搜身。
我被两个掐着棒子的败类，一边一个抻直了胳膊，另一个剥光我的衣服，全身上下仔仔细细搜了个遍。
我的心紧张得突突直跳，冷汗直冒，生怕他们发现什么端倪。
敌人大约折腾了两个小时，把营里搜得一片狼藉，结果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悻悻离去。
我昨天夜里就发了高烧，被这一通折腾，当时喘得很历害，一个难友要给我找药，可是上哪去找药啊。
营内所有的药都被叛徒搜了出来，扔在地上碾碎了。
这些叛徒也曾是志愿军，刚刚他们却在同胞面前吆五喝六，砸扁水壶，折断拐杖，碾碎药品。
他们背叛了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良心都被狗叼了去了。
通过这次活动考验，三号营的难友们终于把我划进了统一的战线。
因为我来不久，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他们开始有人主动对我介绍战俘营里的真实情况。
釜山战俘收容所是美军1950年下半年动工修建的，这里主要关押伤病战俘。共有九个战俘收容所，两个战俘监狱和水牢。
每个所可以关押一千五百名左右的战俘。
第一，二，三所关押外伤战俘。第五，六所关押肺病战俘，第四所关押其它类型的伤病战俘，第七所关押女俘，第十，第十一所关押被安排转运的战俘。第十一所的战俘则担负劳工。
在战俘营西北面围着一个大铁丝网，里面又用铁丝网分成很多小格栅，每个之间相隔七、八米。大约只有一平方，高度只有一米半，脚下就是黑土。
铁丝网眼只有三厘米左右，朝里留着尖尖的铁刺。
关进去的人，站不能直腰，躺不能伸腿，靠又不能靠，只能缩成一团呆在中间，稍不留神就会被扎得满身是血。
夏天，人在里面被晒得头昏眼花；冬天，人在里面被冻得浑身僵硬。
能活着从刺笼里出来的人，大都已是遍体鳞伤、气息奄奄。而且四肢僵硬，变形，甚至会终身残废。
除此之外，釜山战俘营一所的右边有一座水泥结构的平顶房子，四周围着铁丝网，这里是水牢。
每间水牢像个喂牛的槽，人只能在里面半坐半躺。墙上开了一眼两块红砖大小的窗子。门是铁的。水泥地上铺着一个破草包。
墙边立着粪桶，长期不倒，粪便都溢了出来，吸满粪水的草包沤得发黑，粪水从铁门底下直往外渗。
关在那儿的战俘一关就是十天半月，身上的肉都叫泡烂了。
至于我们呆的三号所，情况还算乐观，这里关押的都是回国支队的同志，大家是坚持要回大陆的。
听完，我松了一口气，不知道是不是老天在帮我，我才没有落到反动战俘营和那些折磨人的地方去。
看来我的确是走了大运。
1953年7月4日。我的脑子里乱七八糟的，想想过去，想想现在，老是捋不出一个头绪来。
再加上这两天夜里着了凉，身上的伤还没好，头一蹦一蹦地疼，更增加了我的烦躁，看什么都不顺眼。
正想着该怎么办，要不要去医务室，突然听到有人叫我，我扭头一看，那人已经来到我面前。
来人很幽默，告诉我他叫吴刚，却没有桂花酒。让我喊他老吴。他说看我蔫蔫的，面色不好，眉头挤作一团，就过来问问我是否需要帮忙。
我说自己身体难受，头疼得很，说话间他马上招呼边上一个岁数不大的难友，帮我去找两片止疼药。
那人看着只有十七八岁，个不高，答应一声就走了。
取药的人走了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让我去医务室，反而在营里找药，药是多金贵的东西呀。
他叹了口气，说战俘营里的医生大都是技术生疏的实习医生，他们拿着伤员做试验品，小伤治成大伤，小病医成大病。
两年前有两位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小腿、手腕受伤，本是轻伤，最后却腿、手都被截掉了。
对于病员更是不诊断，乱给药，一个医生一次看上百个病人，动不动就抽血，抽的量巨大且次数多，有的难友干脆被活活抽死。
得肺结核病的难友更是敌人的试验品，抽骨髓、打空气针、注射毒素血清，咳嗽药越吃越咳，呼吸越来越困难，活活憋死的一抓一大把。
所以大家都说战俘医院，就是名副其实的实验屠宰场。
我听得心惊肉跳，恨得牙根痒痒，但也毫无办法。
此时已是朝韩之战尾声，志愿军的胜利已经没有任何悬念。敌人加快了甄别的进程。
一天上午，我刚接受完敌人的审讯，回去倒在铺上想好好休息一下，可事与愿违。
一个胖鬼子突然来到我的面前，嘴里叽里呱啦，手比比划划，我听不懂他的话，也不明白他比划的是什么意思，只好愣愣地看着他。
胖鬼子看我听不懂，就抄起我床上的军毯往我怀里一塞，拽着我就往外走。
难友们没有法子，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我被带走，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瞅着我。我明白他们的意思，要我坚强、保重。
我也用眼神回应他们，保重，再见了，同志们。
牙一咬，心一横，我出了釜山伤兵战俘营三所的大门。再回头望望，心里不是滋味。
甄别审讯敌人不会叫我带毯子，走吧，上刀山下火海，爱哪哪去。
出了三所，我被交给一个全副武装的鬼子，按他的指示，一瘸一拐地往前走。
偏巧那天还下着小雨，再加上我腋下还夹着破军毯，更显得我摇摇晃晃。
我边走边擦去阻挡视线的雨水，这个动作引起了美国大兵的误会，他当我左右观察什么，冷不丁在我的背后击了一掌。
啪的一声，虽然不是特别重，但我单薄的身子还是打了个趔趄。
我一挺身子站住，转过身怒视那个美国兵：王八蛋，我走的好好的，你打我干啥？，美国兵似乎知道误会了，怕路上出事，摆了摆手，用手往前指叫我走。
我趁捡毯子的时机，往三所方向瞟了一眼，我看到三所的铁丝网上趴了好多人在朝我这个方向看呢。
看到了这些，我对那个美国兵的气也消了，要不是他打了我一掌，引起我一回头，我还看不到大家为我送行。
今天的分别可能就是永别了，我心里默默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继续往前走，前面出现了另一个铁丝网大院。隔着铁丝网看，里面比三所安静。
可是，当哗啦一声，大铁门一开，我进门的瞬间，一下子吵闹起来：打死他！弄死他！他是共产党的顽固分子；一定不让他回大陆，整死他。
恐怖的喊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我看见有七、八个人面目狰狞，如狼似虎地闯了过来，拦住我的去路：“站住，留下命来，就放你回大陆。”，一个手拿大棒的恶徒举棒就打。
当时我就明白了，这是那些叛徒，去台分子。我来不及多想，用力将左臂往上一挡，咔嚓一声，木棒折断。
我只觉手臂都快震裂了，却没工夫喊疼，我把毯子一扔就扑了上去。没想到后面的鬼子一把给我拽住了，同时用枪逼住那些人。
这时，我听到了很多人开始喊口号：“同志，挺住，不要怕，我们一定支援你。”，接着就听到砰砰声和推打喊叫声：“放我们出去，要死人了还不叫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打死那帮狗日的。”，冲突虽然停了，但那些走狗们还在不停地喊叫：“打死他，掐死这个顽固不化的共产党分子。”，在他们的嚎叫声中，我被五、六个美国大兵押到一个囚室前，把我交给门前执勤的南朝鲜兵。他一掀帘子，我就闻到一股极其刺激的气味。
后面的朝鲜兵一推，我一个趔趄进了屋，那股难闻的气味更浓了，腥、霉、臭、辣，五味俱全，让人说不出的难受。
我恶心到了极点，哇的一声，吐出了一股苦水，稍一换气，苦水冲入鼻孔，当时眼泪下来了，好一会儿才缓过劲来。
那两个朝鲜兵，捂着鼻子，急急忙忙地把我推到屋内北面的一个通铺边上，把我带来的毯子扔下，用手比划比划就急冲冲地猫腰跑了出去。
周围有人看到我反应激烈，上来就是一阵调侃：“喂，不要这个样子，慢慢你就适应了，你看这屋里多好呀，飘香四溢，要不是我们被俘，你想闻你还闻不到呢。哈哈，这味你到哪找去呀？”，我没说什么，只是朝他们的脸上看了看，他们都面带菜色，骨瘦如柴。因为他们都坐在中铺上，我没看见他们有多高。
是虎你也得卧着，是龙你也得盘着。再大的能耐也逃不开天意，这话说得真对呀。
这间屋子是一座大铁皮罐子，只在南面开了两个不大的小窗，小的连狗都爬不出去，别说是人了。
笼子里南北排满了三趟大通铺，中间有两条很窄的出入通道，如果通道上两个人遇上了，只好一个人先停下，让另一个人歪着身子才能过去。
里面半明半暗，阴天更是漆黑一片。两个铺上分别住着十多个人，只有我住的铺上还空着，只睡我一个人。
屋里空气不畅，只要有人出入时一掀门帘，就有股白气往外飘。
来回倒腾地方让我累得够呛，干脆用毯子往头上一蒙，仰卧在床上睡了起来。
不一会，我好像悠悠荡荡地回到了家中，看到了我家门口那棵明开夜合树。
年近八十岁的爷爷白发苍苍，他从院子里走出来，从一个洋铁撮子里一把一把地抓出玉米扬在地上，嘴里还不住地“咕咕”叫着。
他是在喂鸡呢！，我赶紧走上前，叫我爷爷一声，说：“我回来了。”，此时我看到他老人家一愣，好像在说：“石头啊，你回来了。”，不知为什么，我又来到了鸭绿江边朝鲜的一侧，见到了我的战友曹泽水，他说：“小蒋啊，你不该将我的事告诉指导员，你说，这多不光彩呀。”，我感到羞愧难当，脸热乎乎的，我就问他：“泽水同志，你不是死了吗？怎么还提起往事来了？你怎么不问问我现在的处境啊？”，正在说着，突然他的身影一闪，只闻到一股烧焦的糊味。我伸手去拉他，什么也没拉到。
我正要去追他，嗖的一声，我蒙在头上的破军毯突然被揭开，嘭的一拳落在我的鼻梁骨上。
疼得我眼冒金星，接着我的左耳朵又被人揪住拧了个个儿，有人在我耳边骂道：“叫你兔崽子回家，今天我送你回老家。”，迷迷糊糊中突然被打，着实把我吓得够呛，只见我面前一张老长老长的脸，蜡黄蜡黄的，张着嘴，吐着大舌头，面目狰狞，凶得可怕。
要不是大白天的，我还真的以为是遇到了鬼。
但此时此刻，我也管不了是人是鬼了，我被按在床上起不来，顾不得捂鼻子，伸手乱抓，也该那小子倒霉，正好被我揪住了他的下身。
我猛地一拽，痛得那个小子妈呀一声，松开了我的耳朵。我一看这小子，帽子也歪了，猫着腰，捂着肚子往外跑。
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了，呼啦啦来了四五个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闯进屋，见人就打，我和我屋里的难友们也不示弱，噼里啪啦地和他们打在一起。
插画师根据现场描述还原，再说那些看守，不管是美国人还是南朝鲜人，起先他们见打起来了，不管不问，恨不得把我们要回国的打趴下几个才好呢。
后来他们看形势不好，事越闹越大，再不制止就会出人命，他们不好向上司交待，才过来拉架，两个拽一个，把那几个反动分子都拽了出去。
可我们的气可没消，屋子里的口号声更响了：“反对美国人指使坏分子寻衅闹事；反对美国人指使坏分子过来打人；反对美国人指使坏分子干涉我们回国……”，大家喊了一会儿，看看没动静，也就不喊了，一场群殴到此结束。
住进来我才知晓，我们这个屋子里都是坚决回国的同志，而对面住的都是要去台分子。
敌人是故意把我们两方关在一个院里，搞以俘制俘的鬼把戏。
那些叛徒们经常闯到东屋闹事，打人骂人，还硬把人住西屋里拽。我们不让，就要打起来。
我的耳朵红肿，一只眼睛乌青，好些日子才消退。
后来去厕所的路上，我又见到了打我的那个家伙，他冲我呲呲牙，我亳不示弱地亮亮拳头。
他没有动手，他回他的西屋，我回我的东屋。
刚进营虽然挨了打，但也因为这一顿冲突帮我取得了十号院里难友们的信任，明确表示欢迎我参加回国支队。
后来有难友叫不出我的名字，就叫我“拽老二”。
能这么快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也没想到，比在3号战俘营时反反复复被试探要顺利多了。
但万万没想到，我到10号伤病战俘营的第三天，敌人就开始行动了。
他们把我们东屋来了一场“过筛子”似的甄别，每个人都不放过，确定所有人最终的去向。我们全体战友站在一起，表示了我们坚决回国的决定。
甄别完的第二天大早，营里就有了动静。美军把我们18个人从釜山伤病战俘营押出来，赶上了一辆汽车。
大家都是从生死线上爬回来的人，没人惊慌，早就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走的路上有人搭伴，已经非常幸运了。
到了地方我们被赶下车，眼前是座港口，一艘货船在岸边等着，难道我们要去巨济岛？，巨济岛原本是朝鲜历史上关押和流放犯人的地方，与釜山隔海相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军在巨济岛上修建了十二个战俘营。
在釜山时，难友们就给我讲了不少巨济岛战俘营的事情，除了挨饿，断水断粮，这里还发生过活埋、割肉，剜心……各种常人无法想象的酷刑。
走前难友就告诉我，若是命不好被运去了巨济岛，死都别进72号营。
坐在船上，望着远处的那座小岛，再看看眼前不平静的海面，风卷着浪，也卷着我的心。
平日里那象征自由的蓝天映在幽深的海里，连带我心中的自由也一并被吞没了。
老祖宗总说人死了要入土为安，那落进海里的人呢？，不知在海上漂了多久，我被晒得头晕眼花，远远看见了一座小岛。这就是地狱之岛——巨济岛吗？，我逃脱不了地狱之门，我能逃过72号营吗？，我曾问过蒋老，生命只有一次，怎么能经受得住这样残酷的考验，那时他才是个25岁的年轻小伙。
蒋老说，什么都抵不过回家的诱惑。
他被俘时已经离家6年了，家里年迈的爷爷奶奶还不知道他的死活，他是爷爷奶奶带大的孙子。
七十多年过去，昔日的战场已经高楼林立，昔日的战俘营也成了旅游胜地，但被爷爷奶奶带大的孩子却越来越多。
时光可以带走一切，但孙儿对祖辈的想念，依然没有变。正是这种依恋，支撑着我们度过人生一个又一个考验。
还记得蒋老梦里见到爷爷，正在喂鸡的爷爷对他说：“石头啊，你回来了。”，此时，我也很想我的爷爷。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插画：小茬子娃娃鱼 啾啾，

来自：掌上乐园

提溜獭犸的喇嘛

地板 提溜獭犸的喇嘛说：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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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

5楼 大海说：
这个确实写的很真实很精彩，麻烦楼主继续更新了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飞翔在梦想乡

6楼 飞翔在梦想乡说：回沙发醒着，做梦
正所谓国难思良将。对比他们回国后的遭遇，实在说不出那些选择不回来的人们的是非对错。是国内对不起那些为国征战而被俘的军人们。

杏花天影

7楼 杏花天影说：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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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着，做梦

8楼 醒着，做梦说：
走出战俘营03，真实战争故事，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刘。
我在锦州采访蒋庆全老兵时，他曾问我有没有听过林学逋这人。
每年的4月8日，都会有老志愿军战俘去四川大学内祭拜他，这个活动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活动最初有数十人参加，到现在只有几个人能出席，他们已经约好：不管谁活到最后，都要坚持下去。
被叛徒割肉、挖心的林学逋烈士，是战俘们的精神领袖，也深深影响着战俘营里的蒋庆全。
在异国的孤岛上，年轻的蒋庆全见到视死如归的英雄，也见识了超越人类极致的罪恶。
我被带离釜山伤兵战俘营后，也不知在海上漂了多久，被晒得头晕眼花时，才远远看见了一座小岛。
这就是地狱之岛——巨济岛吗？，船上的18个伤兵战俘一下紧张起来，我们提前已经商议决定，如果真是去巨济岛，誓死不进72号营。
如果敌人用武力强迫，我们就围成一个圈，坐在地上不动，再不行就夺枪，以死相拼。
忐忑不安中，船终于靠了岸，在敌人的吆喝声中，只听有人喊：“到了，济州岛。”，有人紧接着问：“你怎么知道是济州岛？”，那人回答说：“我是上个月伤口感染，才从这里转移到釜山住院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趁机环视了一下周围的情况。不远处挂着一条十来米长的大条幅，从上到下写着“大韩民国济州基地”八个大字。
真的是济州岛！，“济州”和“巨济”，一字之差，可差的是十万八千里。
大条幅的八个大字并不是用朝鲜文写的，而是明晃晃的中文，不用问，这就是专门给志愿军战俘看的。
这里比釜山的营地开阔许多，但仍能看到南面耸立的山地。战俘营外更像是个巨大的飞机场，外围足有几千米长。
再一看，好家伙，在不远处黑呼呼地趴了一片，都是坦克和飞机。
跟釜山一样，营地周围用数层带刺的铁丝网围起，外围的铁丝网中间还布有不少铁蒺藜，四面岗楼林立，设有大量的探照灯和警卫。
与釜山关押上千人的大集中营相比，济州岛的营房划分的更细，大集中营被划分为东西两营，两营内又分隔成几个小营，每个小营里大约能容纳500人。
进去前我朝来时的方向看了一眼，那是汹涌澎湃的黄海，海的那边就是我的家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过去在陆地上，只觉陆路相连，有一天我爬也能爬回去，可现在，隔着这茫茫大海，我可怎么回去啊！，我们被押到济州岛的第八战俘营，铁丝网大门吱吱呀呀一开，还没等进去呢，一阵洪亮的歌声就传了出来：，“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我忽然一个激灵，刚刚的烦恼瞬间不知道哪儿去了，我们一队人跟着旋律，一起大胆地唱了起来。
押送我们的美国人从我们一行人中拽出了两个，塞进沿路的一个院内。
各个营一齐响应，此时歌声更加洪亮，我边唱边看押我们来的美国大兵，他们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是听惯了似的，只是拿枪抵在身后催促我们快走。
济州岛战俘营的每个铁丝网上都安装了大喇叭。一到广播时，战俘们就齐声高唱，美国兵大声吆喝，也压不住这飞扬的歌声。
跟我一行从釜山被押运来的难友陆陆续续全被安置了，几乎都有伴，轮到我的时候，却偏偏落了单，我被单独押到了7号院，也是一个大铁皮房子。
等我刚把破军毯放在指定的位置上，敌人就走了。
有了前两次换营的经历，我不免警惕了几分，只怕下一秒会有谁冲上来，不分青红皂白朝我的鼻梁骨来一拳。
心里头正犯着嘀咕，几个难友已经围了上来。
“你从哪来？”其中的一个人开口道。
我坦坦荡荡，没什么可糊弄的，就把自己被俘后的经过都说了。但这波人跟在釜山遇到的不同，似乎没有审问和责难的意思，眼神里也没有恶狠狠的凶光。
他们先向我打听了几个人，但我都不认识。
他们告诉我，第八战俘营里一共关押了约六千名志愿军战俘，这些都是坚决要求返回祖国的，所以也被叫做“赤色战俘营”。
这六千名战俘，他们之前就关押在“恶魔之岛”巨济岛上。
巨济岛战俘营俯瞰图（网络图片），1952年6月和7月初，美军将巨济岛上的志愿军战俘全部押来济州岛，其中，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全部被关第八战俘营。
早在来济州岛之前，他们已经扛过一场血腥的恐怖屠杀了。
按照日内瓦合约的规定，作为签约国的美国必须要无条件遣返全部中朝战俘。
但联合国军却没有要遵守的意思，搞出了这套“甄别审查”，决定根据战俘的个人意愿，“自由遣返”。
1952年4月8日夜里——是巨济岛战俘们口中的恐怖之夜。
荷枪实弹的美国兵包围了战俘营，岗楼上架起了机枪，坦克和装甲车在四周巡逻。
巨大的探照灯光柱划破了漆黑的夜空，血红耀眼的曳光弹从战俘营上空掠过，狼犬争抢着发出骇人的嚎叫。
铁丝网里，每个路口，每个帐篷都被手持木棒，大刀，十字镐，铁锹，帐篷杆子和匕首的警备队员把住。
帐篷内任何人不准走动，营地里，刑讯者的狂喊，狞笑，酷刑下的惨叫，呻吟，混杂着战俘们高呼的口号。
到处都在流血，到处都是死亡。
为了方便动手，“俘虏官”们把72联队的700多名战俘分批押到“自由大礼堂”里，这个平时美国牧师讲《圣经》的地方，此时化身为一间巨大的屠宰场。
72号联队警备队长李大安提着他的刀子，站在礼堂中央，成了个真正的魔鬼。
李大安是辽宁安东人，从小调皮，没少挨揍，长大后凶残暴戾，打老婆，打工人，欺行霸市，是人见人怕的活阎王。
安东市解放时，身为安东街道民警队队长的李大安，被群众举报下了台。朝鲜战争爆发，技术兵种紧俏，会开汽车的他混进了东北军区运输四团成了名运输兵。
李大安赴朝作战不久，在运送前线伤员时，趁着天黑，拿着美军的招降传单投敌了，摇身一变成了战俘营72号营的警备队长。
朝鲜战场上美军的招降传单（网络图片），李大安有一柄特制的刀子，牙刷柄上绑着一个刮脸刀片。刀片不大，却比大刀更灵巧锋利，一刀下去就能看见骨头。
每天夜里，李大安都要带着他的手下去战犯监狱给“犯人”用刑，专挑脚踝，膝盖，肚子，脑袋等脆弱的地方打。
此时，昏黑的礼堂里面，手拿凶器的打手在李大安的带领下，蠢蠢欲动。进来一批打一批，鲜血流过礼堂光洁的地板。
“你说，你到哪？”，“回祖国，回大陆！”，“你为什么回大陆？”，“我生在祖国，祖国有我的父母和亲人。”，林学逋被败类们从人群里拉出来，他是最坚定的归国派。
林学逋参军前是四川大学外语系的高材生，被俘后联合其他爱国进步战俘发起斗争，因为缺乏经验，遭到叛徒出卖，一度被关押到惨无人道的战俘监狱。
此时从人群中拉出来的林学逋，被绑在杖杆上，脑袋高高扬起，李大安一声令下，棍棒皮鞭噼里啪啦落在他的身上。
他声嘶力竭地高喊着回国的口号，话音没落，李大安的匕首已经插进了他的胸膛，一刀，两刀，三刀……，林学逋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根正苗红的共产党后人，他的父亲曾是四川乐山县的国民政府要员，去了台湾的哥哥是国民党空军飞行员。
但这些都没有让他动摇自己的信仰——回自己深爱的祖国去。
不知道被捅了多少刀，李大安捅累了，最后一刀剜出了林学逋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嚎叫：“看清了没有？这就是要回大陆的榜样。谁还要回大陆？就把肉和心，留下来给老子下酒。”，林学逋和另外一位烈士的心脏，真的被李大安包成饺子跟同伙们分着吃了。
剜心，活埋，割肉，倒悬，肛门灌水……所有能想到的，想不到的酷刑都被用了个遍。
那场甄别中，被杀烈士上百人，被割肉和打成重伤的数百人。
现在，甄别结束，坚定回国者全部关进了“赤色战俘营”，接下来等着我的，会是啥呢？，就像闯关一样，能来到赤色战俘营的志愿军战俘，都是立场坚定的回国派，大家终于可以坦诚相见了。
这里的气氛与在釜山时完全不同，我不必再时刻担忧对面的人，是不是渗透进来想要从我嘴里套点什么的特务。
大家向我表示了热烈的欢迎，我也亮明了自己的决心。
这儿比其他的营地多增设了两道电网和岗楼，四周的照明设备亮到能在帐篷里读书看报。
从最后一战到汉城医院，又到釜山伤兵战俘收容所，再到如今的济州岛，一路向南，还隔着道海，我似乎离祖国越来越远了，开始忍不住整天胡思乱想。
想起那些在我面前倒下的战友，想起家里人的脸，也想最后被炸晕的瞬间。
当然也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我和堂哥蒋庆云一块去了台湾，结果会怎样？我也不必遭此洋罪了吧。
小时候我的老家军阀混战，到处是胡子，整天不是你打我，就是我打你，没有一天消停。弄得老百姓没法生活，逃荒的、卖儿卖女的比比皆是。
1931年日本侵占了东三省，我已经懂事了。那时的兵被老百姓叫满州队。当时，按照日本人的规定，每家每户不管几个孩子，到了能出劳动力的年纪都要派出来给日本人当劳工。
他们经常下来抓人给他们服苦役，美名其曰“勤劳奉士”，累死的，饿死的，被折磨死的人不计其数。
我的叔叔从兴安北省服完苦役回来，病得奄奄一息，只剩下半条命，在家养了一年才有个活人气。
同村回来的更是有人因为太饿，吃得太急太猛，活活给叫撑死噎死了。几十人的小村，被抓劳工的就有好几人，能回来的都属侥幸。
1945年日本投降了。老百姓本以为终于熬出头该过好日子了。哪里想到和往常一样，只是抓兵抢粮的人换了，从日本人变成了国民党。
他们来我们村里抓人时，第一步是在村口架上机枪，一队人守在村口，其他的进村抓人。
儿子跑了就抓老子顶账，叫儿子拿钱赎人，自个来换老爹。遇上开小差被抓回来的，就拉到锦州小凌河南岸的河套活埋或枪毙。
过去村里人最害怕的就是兵腿子，男人们成天东村躲西村藏，就怕被抓壮丁。
一直到1948年家乡解放，我们才头一次过上安生日子。
想到这里，我的动摇在一瞬间碎得七零八落，做人得有良心，吃完妈奶再骂娘，太不是玩意儿！，我得回家，啥都比不上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亲人！，1953年8月一天，我正靠着墙坐在水泥地上，双手抱着膝盖打瞌睡。朦胧中听到有人喊：“不好了，出事了。吴政委被敌人弄上汽车拉走了！”，听到这里，我马上一惊，马上从地上蹦了起来，往囚室外跑。刚一出囚室，就听到有人喊：“同志们快，到铁丝网门前集合，唱歌声援吴政委。”，巨济岛战俘营铁丝网下的战俘们（网络图片），我跑到大门前，还没站稳，歌声就响了起来。对面的山谷传来回音，混着海浪拍击济州岛海岸的声音，似乎在声援我们。
难友们一直唱到押送吴政委的汽车看不见踪影了才停，可我的思想停不下来——作为志愿军被俘的最高将领，吴成德的名字可响亮得很。
俘虏也是分身份的，级别越大要遭的罪反而越多。
1952年第五次战役中，吴成德政委所在的180师被敌人包围，已经断粮好几天了。
在分散突围中，部队被打散，吴成德在跟着师部转移的途中，骑马的他看见三四百名伤员黑乎乎地挤成一片，呻吟声和哀嚎声在深谷里回荡，战士们哭了，扒着他的腿，问该怎么办。
“嘭”，战马一声嘶鸣，倒在地上——吴成德一枪崩了自己的马，断了所有后路，决定亲自带这群伤兵在夜里突围。
黑夜里，密林里狂吐火舌的炮弹像看不见的老妖怪，轻松地捕获着到口的猎物，几百人只冲出来几十个，跟大部队完全失联，吴成德就带大家在山里东躲西藏打游击。
他们在三七线附近的深山里打了十四个月，四十多个人打到只剩三个，在一次下山筹粮时，被搜山的敌人发现，吴成德才在战斗中不幸受伤被俘。
在集中营里被叛徒出卖，他的身份遭到暴露，敌人以为抓到一条大鱼，更加变本加厉地折磨他。
水牢，电刑各种酷刑都用上了，还把他头朝下倒吊在大杆子上，打得死去活来，但得到的始终就是六个字：不知道！我回国。
夜深了，我没一点睡意，头枕着半块砖头想着白天支援吴政委的事。
敌人又会怎么折磨他呀？他有没有听到我们声援的歌声？我们能活着回去见面吗……，“喂，你还没睡，想什么呢？想大姑娘呢？这儿可没有大姑娘。”突然有人一边和我开玩笑，一边伸出手来：“拿出来吧！”，我吓了一跳：“啊？你不是对我说的吧？”，一道探照灯光扫了过来，我借着远方射来的灯光一看，原来是徐刚同志。
“就是说你，你把铅笔拿出来。”，一听这话，我后背的汗毛唰地竖了起来，我身上确实藏着从釜山带来的那一小轱辘铅笔头。
为了保住它，我连塞肛门这样的损招都使了，可徐刚是怎么知道的呢？，看来他们也是对我暗中做了一番调查的。
看我整个人都紧绷起来，徐刚笑着说，你别紧张，我是要用它写字，往六号扔石头和那边的战友联络。
又有两个人围过来打趣：“怪不得别人管你叫二眼，叫我说，你都有四个心眼了。这要叫敌人搜出来，你可得蹲小号，那滋味可五味俱全哪！”，我听了不以为然，只是嘿嘿地笑了笑。
战俘营的地下联络从来没断过，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和叛徒的出卖，我党也在战俘营中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和情报联络系统。
不知是不是釜山与我一同来的难友告诉他们的，反正是为了搞地下斗争，我又何必去为难他们追问细节呢。
想通了这点，我二话没说，坐在地上，抬起左脚脱下鞋，用我当枕头用的半块砖头猛砸鞋后跟，情急之下，左手没有摁住，鞋子一歪，正砸着我自己的大姆指。
“哎呀，你急什么呀，老刘，快给他揉揉，别落下个大紫泡，砸鞋的事我来。”，徐刚边说边用砖头砸我的鞋后跟，终于从里边抠出我藏的那截扁扁的铅笔头。
看着这一小疙瘩东西，大家都乐坏了。“这可比木炭强多了！你可为建立济州岛上的通迅工作立大功啦！”，战俘营通讯联络网的建立绝非一日之功，联络方法多种多样，包括“手势联络法”，“外勤联络法”，“投掷联络法”，都是战友们自己摸索着建立起来的。
旗号，手势，肢体动作，纸条，口哨，歌声，刻有电文的石子都是我们联络的媒介和工具。
文件就藏在运往各营地的粮秣被服等补给品内进行传播。
尤其是手势联络法，简单实用，甚至可以在看守的眼皮底下使用。摸胸，叉腰，摸耳，伸臂，摸脸……不同的动作代表不同的数字，合起来就能传达相应的情报信息。
此时，第八战俘营的其余各院战友已经陆续启程回国，十个小集中营里唯独6、7号还被敌人扣住不放，斗争还得断续。
拿到我的铅笔不久，徐刚就高兴地跑来告诉我，他们当夜就用铅笔跟隔壁院取得了联络，对方回复说，用铅笔写字，清晰多了。
还告诉我们，敌人正在对回国战俘进行最后一次甄别，己经到了他们六号，让我们七号做好准备。
这场甄别来得很快，没有任何预兆。
一天，两个荷枪实弹的美国大兵把我押到一个事先布置好的审讯室门前，趁我不备，猛地把我推进屋子，我差点跌倒。
定神一看，好家伙，昏暗的灯光射在黑洞洞的大屋子里，只有刀枪耀眼，如阎王殿一般，骇人得很。
在大厅的正中最显眼的位置，放了一张太师椅，椅子上坐着个胖大的美国人。只见此人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肚皮圆滚滚的，两只狼眼冒着蓝光，死死地盯着我，像下一秒就要把我吃了。
看今天这架式，要轻松地渡过怕是不容易了。
可是，一想到这场甄别结束了就有机会回国，我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到了这份上，还有什么可怕的，堂堂正正的决战吧！，南朝鲜士兵正在把守一名战俘（网络图片），我一直走到审讯者桌子前，肚皮顶到桌子檐才站住，愣呵呵地，探着身子，伸着脖子，瞅敌人放在桌子上的文件。
敌人没防到我这一招，急冲冲地大喊：“该死的东西，去、去、去，到地当中站着去。”说话的亚洲人用的是中文。
我原地没动，一直盯着他桌子上的文件。但上面写的都是英文，我完全看不懂。
这时那人又喊：“退、退到地当中去，准备听问话。”，我没有往后退，而是来了个向后转，走到地当中的位置站住，背朝着他们。等他们喊我转过脸来，我才又一个向后转，直勾勾盯着他们。
一来一回，我已经观察清了屋子里的一切。一个长10多米、宽6、7米的大桶子屋，摆着七八张桌子，桌子后面同时在审讯记录的还有七、八个人。只有两个是蓝眼睛的美国人。
敌人的问话又是老一套。只是这次的问话更加不耐烦，三两下就转到“台湾”两个字上。
我没有那么多废话等着回，说来说去就四个字“我要回家”。
敌人用轻蔑的语气质问我：“你就不怕去台湾的人用刀子捅你？”，看来他们是不知道我肚子上有疤。我这么个被美国鬼子捅过刀的人，命都是半条半条捡来的，还怕再来一刀吗?，怀必死之心求生——这就是我们的斗争诀窍。
我还没掀衣服呢，不知从哪来了两个美国大兵，用手比划着让我出去。他们把我押回了原来的地方。
又逃过了一劫。
战俘营内的死亡阴影从未远去，但我们并不愿做羔羊，任人宰割。
一到傍晚，被俘的文工队员们经常组织表演节目，大地就是他们的舞台，夜晚的星星月亮和铁丝网是布景，探照灯就是舞台灯光，所有能找来的东西都能拿来做道具。
战俘们自导自演，常常是观众中走出了演员，演员走两步又成了观众。这里没有对号入座，没有“不准吸烟、不准喧哗”的告示，也没有人中途退场。
大家席地而坐，常常忘了四周的严阵以待的看守和不远处对准他们的机枪大炮，一同欢笑、一同落泪，不止是文艺表演，还有“扫盲课堂”。在第八战俘营的六千多名战俘中，有大半都是文盲或“半文盲”，很多人祖祖辈辈都是“睁眼瞎”。
为了让自己的思想也“站”起来，大家开始积极地学习文化。
战俘营的帐篷里面，地上坐着一排排学生，他们有的是双目失明的瞎子，有的是失去双臂或双腿的残废，有的是头上包着白纱布的伤员……，一个帐篷里，挂起来的旧雨布或土地面就是黑板，用麻草扎成的小刷子或拾来的小木棍当粉笔，野草挤出的汁液做“墨水”，罐头盒剪的铁丝条卷成“钢笔”，从美军营房垃圾堆里捡来的一页页破纸就是“草稿本”……，帐篷外面，每次上课都要派出哨兵。因为常常会有美军士兵突然闯进来，捣毁学习用具，把正在学习的战俘抓走毒打。
一个难友到美军营房里修路时，在垃圾堆拣到一份上海《解放日报》，他把这本册子藏在衬裤里，带回了集中营。
大家把这张报纸小心地裁成两半，偷偷在各个营内传看，有的人为了多看几遍，晚上躲在帐篷边上，就着探照灯光一直看到天明。
每个营场负责学习的同志都把报上的社论和文章抄下来，读给大家听。虽然再三叮咛“注意爱护，不要损坏”，但过手的人太多了，传到最后已磨损得不像一张报纸了。
每个人都在为了回国而努力，跟刚被俘时比起来，我的郁闷心情好了大半。
我还学会了一首新歌，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我并不知道是谁，却成了我们回国战俘的战歌。
这首歌，是中国志愿军战俘用鲜血写成的。
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保留自己信仰的自由，可以举行庆祝活动。
1952年10月1日，为庆祝新中国诞生三周年，第八战俘营的中共地下党委决定升国旗。
“赤色战俘营”的十个小集中营积极响应，提前自制了五星红旗，准备在“十一”当天同时升旗，表达对祖国的忠诚。
战俘营代表事先将此决定通知了美军战俘管理当局。但不出意外，并没有得到美方的同意。
当天，美军的坦克和上千名武装士兵包围了战俘营，他们戴着防毒面具在铁丝网外架起了火焰喷射器，迫击炮，和轻重机枪。
坦克轧倒铁丝网，美军士兵呼啦啦冲进去，白色的毒烟在场地弥漫，火焰喷射器，四周岗楼和坦克车上的轻重机枪喷吐着火舌，密集地向战俘们扫射开来。
在山呼海啸般的国歌声中，几百名“护旗敢死队员”，从各自的隐蔽地点冲出来。
战俘们在巨济岛战俘营内展开斗争，被美军镇压（网络图片），有的被烈焰烧伤了，但仍旧牢牢握着手里的帐篷杆、石块、汽油桶铁皮制成的刀片、和装有高温开水的铁桶，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全副武装的敌人。
冲到跟前的手挽着手，围在升起的国旗旁边，旗杆前倒下的战俘愈来愈多，但没人躲避。
两个小时后，各营的护旗队员有序主动降下了国旗，在美军抢夺前主动焚烧了旗子。结束了这场牺牲惨重的“护旗之战”。
第二天早晨八点，六千多名战俘在铁丝网里集合，为护旗之战中死去的五十二位烈士举办追悼大会，空中响起了悲壮的歌声：，“十月一的红旗，高高飘扬，共产党人的鲜血，写下了美帝的血腥罪壮，敌人越残暴，我们越坚强，拳头挡住刺刀，石头抵住机枪。臂膀靠着臂膀，胸膛铸成铁墙，保护我们的国旗，打击敌人的疯狂……”，这首歌叫《十月一日的红旗》。
在集中营里，歌声几乎没有停下的时候，而这首歌也成了我们的战歌。
现在回想，那是我们许多人一生中唱歌唱得最多的时候，不管是在釜山偷着唱，还是在济州岛上光明正大地唱，歌声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活着。
对于我们这些手无寸铁的战俘们来说，唱歌就是最有力的武器，就像苏联诗人马雅柯夫斯基说的：，“无论是歌、无论是诗，都是炸弹和旗帜。”，1953年8月末，我们终于盼来了回国的曙光。
那一天，美国人送来新衣服让我们换，他们这是要掩盖虐待俘虏的真相！，根本没人动弹，大家还是穿着破烂的囚衣，很多人的衣服和鞋早就烂得看不出原来的样子，个个蓬头散发，胡子遮嘴，像是逃荒讨饭的灾民。
健壮的年轻士兵们成了一群瘦骨嶙峋的老头，排着长队，在美军的武装押解下，出了战俘营，一齐奔向码头。
一路上大家互相搀扶，高唱着歌互相鼓励着彼此，走起来摇摇晃晃，踢踢踏踏，整个队伍是用尽全力在往前挪动。
码头上空，敌人的直升机在低空盘旋，地面不远处还趴着四、五辆坦克。一排排头戴防毒面具的美军，手里个个掐着长枪，枪上的刺刀明晃晃的直闪眼睛。
他们把整个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看看他们的对手——一个个手无寸铁，走路都不稳的战俘，摆这么大的架势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们怕了，怕我们玩命。
一个美军中尉在边上一边比划一边嗷嗷叫唤。我的火气噌地一下上来了“他奶奶的，小鬼子想干嘛！”，“真是拉屎攥拳头——假装凶。”一个战友接着我的话发了句牢骚。
徐刚让大家先压压气，一个跟着一个走，别掉队，注意观察敌人的动向。
这些难友们比我被俘早，要不是他们坚持和敌人斗争，我们不可能回国。我在战俘营受的罪和他们比起来，少太多了。
最后关头更要谨慎，我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登上了船，我回头望望济州岛和它南面的大山，不知道有多少无名的战友永远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战友们啊，下辈子，记得回家！，我们被押上一艘好大的货轮。我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轮船。我们国家什么时候能造这么大的船呢，那时的祖国太穷了。
来到船舱门口，我一看，吃了一惊，敌人虐待压迫战俘的手段还没有解除。马上让我想到敌人刺字、割肉、挖心、毒打、屠杀，反反复复地甄别，强迫我们去台湾……，难道今天在船上，这些伎俩还要重演吗？，说到这你们要问我到底看到什么了——船一侧一排松木板钉成的大笼子，数目之多，从头看不到尾。
在刺弹笼中的巨济岛战俘们（网络图片），他们这是把我们当成野兽了吗？难道要把我们关进笼子运去台湾？看来一场激战在所难免。
敌人的损招果然被我猜中了。
他们开始按我们上船的顺序，硬要把我们往笼子里塞，我们不干，揭穿他们的假人道、假人权，抗议美国人把战俘当动物关押。
没想到噗的一声，一股黄烟涌了进来。
美国人在船舱内放毒瓦斯了，这味道我可熟悉地很，上次领教还是在北山上，这辈子都忘不了。
“同志们和他们拼了，不然我们都要被敌人毒死。”，人群躁动起来，大家用尽全力高喊“拼了，冲啊同志们，拼死一个算一个……”，伴随喊声，我开始听到噼里啪啦的扭打声，可没多久，这种声音被不停地咳嗽和呻吟声取代了。
我这双被毒气熏过的眼睛又开始火辣辣地痛，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一个的倒地声和撞击声。敌人开始拖的拖，拽的拽，把有意识的没意识的通通塞进了笼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中感到有一股风吹来，费了好大的力气把眼睛撑开一条缝，才知道敌人塞完了，打开船舱的舱盖在通风。
好长一段时间，积在船舱的毒气才慢慢散去，昏迷的难友们慢慢缓了过来，抗议声此起彼伏。
甚至有人喊：“美国鬼子，有本事把我们扔进大海呀！”，不管我们怎么骂，怎么喊，敌人就是不理不睬。
不大功夫，咔嚓一声，船舱的舱盖被扣上了，舱内一片漆黑。空气渐渐稀薄，我们开始变得呼吸困难，有的战役已经缺氧倒地，没倒地的也都大囗大口喘气。
黑暗中有人喊：“同志们别睡，团结起来，拆敌人的笼子，咱们不能让敌人把我们活活憋死。”，大家反应过来，还有意识的人开始叮铃咣当地拆笼子。
我看不清自己在的这座笼子里有多少人，但在笼子里只能站着，只要一坐下，就很难再站起来。
幸运的是，我站在笼子的门囗，还紧靠舱门，所以呼吸还不是太困难。我拼力试了试，笼子拆不动。
笼子门肯定是最容易突破的，我不知从哪冒出来了个馊点子，叫笼里的难友合力推我一把，大家喊着号子，用力把我向外推，我只感觉下一秒自己的肋骨就要折了。
将断未断之际，咔嚓一声，五六块木板一齐断裂了，我一下子被推了出去，摔趴在地上。
我身后的几个人都没收住脚，一齐砸在我身上，害我差点背过气去。我摸摸自己的前胸，还好，肋骨没断。
战友们急忙从我身上滚了下去，大家爬起来，在周围捡了些趁手的家伙，冲出舱门准备和敌人拼命。
我抡起一块木板，正想向敌人砸去，可一看，美国人端着枪站成一排，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原来他们担心战俘暴乱，也迫于《日内瓦公约》下的舆论压力，所以答应展开和平谈判。
经过谈判，敌人答应不动武，并保证空气流通，我们也答应原地不动，保证航行安全。
船靠了岸，我们又被押上卡车，一路上，我们不停地唱着红歌。歌声引来了不少老百姓在公路的两边观看，还有小孩在追车奔跑。
敌人越管，我们就越唱得起劲。
天色将晚，转运战俘的汽车终于到达了汶山的归国战俘转运站，难友们相互搀扶着下了车，就在地上彼此靠着坐成一团。
大家牢牢地握着彼此的手，虽然黑夜将要来了，但对我们来说，天终于快亮了。
没停留多久，我们被安排换上了另一队汽车，汽车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行驶，缓缓驶进板门店。
我第一眼就看到对面有座高高的“牌楼”，上面写着“祖国怀抱”四个醒目的大字，我的心突突突地直跳，这不是在做梦吧。
汽车到了指定位置一停稳，双方工作人员开始核实人质交换手续。
大家急得直跳脚，汽车的大木厢板一打开，一股脑往外冲。我第一个从车上跳了下来，脚下打了个趔趄，被迎上来的护士同志扶住，嘴里喃喃地说：“这不是梦吧。”，护士同志说：“同志你要控制情绪，这是真的，你自由了，回到祖国怀抱了。”，在朝鲜板门店，中方人员正在从美方汽车上抬下伤病战俘（网络图片），听到祖国亲人的话，我哇得一声哭出声来，身后的大老爷们搂在一块，哭嚎声一片。
很多人这辈子都没这么哭过。
哭声甚至淹没了汽车发动机和美国榔头棒子的轰鸣声。（美军直升飞机的声音），有的人哭得身子发抖战栗，站在那呆呆地一动不动，只有眼泪在不断地流。
有的人哭晕了，扑通一声直挺挺地摔在地上，人事不省。
这下子可忙坏了来接人的大夫和护士们，他们急忙跑上去，扶这个搀那个。
“同志们你们别哭，千万注意自己的情绪，祖国人民知道你们受了委屈，也知道你们为了配合板门店的谈判在战俘营里的英勇斗争，你们是好样的，你们真的了不起。”，还有人说：“你们看那边，志愿军首长和中国红十字会代表，还有你们一起在战俘营里战斗的吴成德同志，都来接你们了。”，我用手抹了一把面颊上的泪水，扶着我的大夫指了指对面，可不是，不远处四五个人排成排正在向大家招手呢。
旁边有位难友对我说：“左边第二名就是吴成德同志。”，我在釜山和济州岛的战俘营，都只听到吴成德的名字，没见过人，今天在板门店终于见到真人了。
他瘦得有些脱相，个头不低，两边的腮帮子都凹进去了，脸色泛着青黄，头上戴着军帽，身穿一身崭新的军服。
他也在向我招手呢，好像在跟我说，同志们，难友们，咱们胜利了，咱们自由了。
我这才真的感觉到自己确实回国了，这一切不是梦。
1953年4月28日到1953年8月28日，我126天的战俘生活终于结束了。
当时的我不会想到，我的一生都将困在了那无形的战俘营。
蒋庆全终于回国了，还有六千多名经受住了生死考验的志愿军战俘，他们以为只要回到家，就是忠诚最好的证明。
谁也没有想到，国门口短暂的鲜花之旅后，等待他们的，将是漫长的折磨，和不断的屈辱。很多想不通的老兵疯了，自杀了，早逝了。
蒋庆全没有，他虽然躲在闭塞的农村老家半辈子，但他没有消极颓废，也没有悲观厌世。
他始终有着一个固执的念头：我没有错，我没有对不起祖国。
他要活着，等一个明白。
编辑：赵斯卡 罗伯特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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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掌上乐园

醒着，做梦

9楼 醒着，做梦说：
作者：毅品文团队大水牛，建国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国运之战．
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绝对不能输，如果输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势力会再次卷土重来进入中国境内．
东北和华北的局势会变得很危急，首都北京也会很危险．
所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是倾全力投入到抗美援朝战场上．
关于那场战争，前线的将士们英勇拼杀英雄事迹大家都知道了．
但人们所不知道的是战争比拼的还是国力资源和工业能力．
上阵厮杀最直接的就是你手中的枪支弹药和大炮飞机坦克，这些东西，新中国接手的只是旧政府留下的一个烂摊子．
新中国的军火工业当时是空白，如何应对抗美援朝的危机局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向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寻求援助．
为此，新中国政府承担了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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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当时宣传是中苏同盟，兄弟加同志．
但是苏联的援助不是无偿的，军火贸易对我国经济有沉重的财政负担）.．
新中国没有任何军火工业，苏联不能无偿援助.
我们的军事工业在国家刚建立起来的时期是绝对空白点．
苏联人在革命时期就有援助过我党和政府，但是杯水车薪．
另外出于外交和国家利益考虑，苏联一直没有无偿援助我们．
就比如说东北解放时期，苏联移交给我军的军火全部是“借花献佛”．
都是日本关东军投降以后缴获的旧式枪支弹药移送给我军，汽油燃料是用我国的东北粮食贸易交易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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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初期，苏共代表访问我党，毛主席提出能借贷3亿美元贷款．
后来1950年毛主席访问苏联达成了这笔借款，但分了5年还款年息1%，到期连本带息一起还掉．
斯大林没打算免费给这笔钱，这笔钱的用途主要是来买军火满足解放战争和国防的需要．
关于这笔借款，毛主席这样评价：多借不如少借．
因为旧中国历史上外债沉重受制于人的教训太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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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初期，中国志愿军仍然使用旧式武器作战．
图片中就是日本92式步兵炮，问题很明显，靠这样的武器不能和美国佬长期硬拼，其次弹药后勤供应很快就耗光，没有补充）.
下面提供一个数据参考：1950年，苏联GDP900亿美元，钢产量2730万吨，汽车数量250万辆；美国GDP3001美元，钢产量8784万吨，汽车5000万辆；中国GDP155亿美元，钢产量60万吨，汽车6万辆．
这些数据明确地看出我国国力和对手美国差距有多大，然而朝鲜战争的局势又是那么危急容不得我们慢慢建设．
苏联方面又希望我们尽快加入战局，但在行动上又十分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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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前关于军火付款反复协商.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军火交易一直到苏联解体以后和中国档案开放以后才慢慢露出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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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5日，中央做出了出兵朝战的决定，10月8号毛主席就下达了出兵的军事命令．
就在同一天周总理就飞到苏联找斯大林谈空军支援和军火支援的问题．
然而谈判一开始就困难重重．
根据工作人员回忆，11号在黑海度假区见到了斯大林，周总理先说了我国出兵很困难．
结果谈了一天，斯大林却又把之前说好的苏联空军支援承诺收回去了，因此周总理就说了我们的困难也没提武器支援的事情．
看见我们的表态，斯大林态度又有所松动，开始谈武器支援，因为他很急着希望我军参战．
不过当时谈判只说到武器数目却没有谈价格，这是为我国工作人员长期不熟悉商品经济造成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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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毛主席和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当时周总理私下说：我们接受军火是为了抗美援朝而接受的．
意思就是苏联出钱出军火，我们出兵力．
但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工作人员不这么看，那位同志回答：据我所知和了解，苏联不会提出不要钱的想法．
果然随后苏联提出了付款方案，而且还是斯大林本人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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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13号回到莫斯科就接到了毛主席的电报．
毛主席表示，朝战一定要参加，不参加会对中国损害极大．
但斯大林又开始玩花样：苏联空军只到鸭绿江边，不会深入朝战境内．
我党内部研究以后还是决定要参加朝战，不论苏联是否提供空军支援．
毛主席还催问，武器支援是租借还是是买？如果是租借就能让国家经济建设省一大笔钱．
租借方案在历史上早有先例，美国在二战期间给了盟军方面的参战国数量巨大的武器，它们就是根据《租借法案》提．
供．
由于战争结束以后大多数武器都是残破不堪，就没有索要回来，按照折价象征性地给美国低价还款．
旧中国在抗日期间就接受过大量租借物资，所以毛主席就援引二战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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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苏联政府不同意租借方式，因为斯大林不想背负上巨大的经济负担．
于是苏联又抛出一个方案，就是靠信用贷款方式提供武器．
所谓信用贷款就是不用抵押物，最终还钱与否就全看借钱的人是否讲信用．
考虑到中国刚建立经济非常困难，所以斯大林认为自己应该承担一些战争费用．
于是方案又改成“共同承担”：即按照武器成本价5折扣计算，年利1%．
这已经是谈判的极限条件了，对此，毛主席和周总理不是很满意但最终接受（这件事和苏联自我宣传的国际主义精神相差甚远）．
因为战争进程非常急，千万不能耽误后勤供应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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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这位元帅如果当时有更好的苏系武器，他会打到半岛的什么地方？彭总的能力可以气吞山河，韩国人畏惧他如畏惧猛虎一样．
一直到今天的韩国战争电影里对彭总犹如神一般的敬畏）.．
接收的都是二手烂货，经济压力大但我们赢了.
1950年10月下旬，志愿军开始入朝作战．
这个阶段，我军战士仍然使用“万国”品牌武器．
这些都是解放战争期间缴获的压箱底老货，万国造的武器弊端大家都知道了：武器口径都不统一，而且弹药、修理配件供应困难．
看上去阵容豪华什么都有（比如现在的印度）结果武器口径不一致啥都不好用，连个子弹供应都很困难．
果然开战几个月，所有的库存都被消耗光了，这个时候部队就全面换发苏系武器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武器弹药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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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底，毛主席又向斯大林发去一份催促电报，内容包括一份武器清单．
其中就提到要提供飞行员自卫手枪一千只和子弹10万发．
连飞行员的自卫手枪和子弹都不能自主供应，却要和世界装备最好的美国兵打到你死我活，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和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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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手中的波波莎冲锋枪．
要想打赢，只有换装全苏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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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战士和喀秋莎火箭炮．
因为送给我们的都是二战中淘汰的武器，志愿军当中有人抱怨．
斯大林知道以后不得不从战略格局重新考虑，尤其是发现志愿军那么能打．
我们送给人民军三个师的装备，苏联觉得不能亏待我们，就白送了20个陆兵师的装备）.
斯大林看了电报以后立刻回电，表示可以在1951年的1月、2月提供清单上的所有武器．
于是第二批次入朝作战部队就装备了这些苏联武器，并在第五次战役中使用．
但这里要指出，我们接收的很多是二战中苏军淘汰的旧货型号武器．
比如著名的56半步枪和RPG2火箭筒都没有提供，一直到1955年才提供给我们．
彭德怀老总看见这些十分感慨：要是当时有这些武器，杀美国佬就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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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军米格15，空战技术含量一点都不敢降低．
因为美国人投入的都是精锐飞行员和先进战机．
所以苏联发现米格9不行以后立刻投入了米格15先进型号．
这就是和陆军的区别最大的地方）.．
空战武器的技术含量一点都不能含糊，因为美国佬这方面非常针锋相对．
所以苏联提供的战斗机还是比较先进的，但最早提供的却是一种米格9战斗机．
这个飞机性能比较差，航程只有200公里，只能做城市防空．
我们空军看了以后提意见说不如美国的F84，结果苏联顾问发脾气：你们居然敢质疑苏联武器的优越性？斯大林后来不知道从什么渠道知道了这件事，他从战略大局考虑立刻表示了歉意．
他说：米格9战斗机的配置是一个错误，应该送米格15过来服役．
为了纠正这个错误，苏联无偿提供372架米格15援助中国（只收运输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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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战争期间这些武器给我们造成多大的财政压力呢？这里只举一个数据说明：1953年，我国财政收入183亿人民币176亿人民币，军费支出就去了57亿人民币！到战争结束时，我国就欠下苏联政府30亿人民币（折合当时美金13亿）外债！但是我国经济建设收入一点都没放松，1953年国民财政收入已经是1950年的三倍多，这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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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经济生产宣传画．
实际上由于战争和战后的重建原因，我们又陆续借了外债，压力非常大，一直到1960年，我们还在还苏联的债务．
不过考虑到中国的困难，苏联也免除和延期一部分债务偿还．
到1965年平均每年还一亿人民元给苏联）.．
评价.
抗美援朝战争在财政上给刚建立的新中国巨大的财政压力，也给中国首长们承担着政治和经济、军事上的几重压力．
但战争的结果我们都看见了，中国没有输，而且这一战在国际上为我们重新获得了民族自信心和荣誉感．
这些经济压力给当时的英法这样的欧洲强国来承担都非常吃力，然而中国全部扛了下来．
甚至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国民经济建设收入都拿来还苏联的债务，但中国从来不后悔打这一仗．
因为它换来了什么？换来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和平环境和国家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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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掌上乐园

kwcha333

10楼 kwcha333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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