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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枫林说：
作者
祝璞璞，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黄盈盈，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
摘要
基于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盲人按摩在社会分类和身体实践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正在被逐步自然化。社会分类基于生物性特征将盲人定义为“适合”按摩职业的群体，这一职业相关的身体实践过程使盲人逐渐“体现”出这种“适合”，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既定的社会分类和秩序。通过分析这一动态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对“盲人适合按摩”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问题化，提出挑战这一既定社会分类的可能路径，以期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丰富身体社会学对“未完成”的身体和“残障”的身体的经验研究。
关键词
盲人按摩；自然化；社会分类；身体实践；体现
一、问题的提出
在“盲人触觉灵敏、注意力集中，很适应从事按摩工作”（劳动部等，2019）这一观念的指导下，按摩正逐渐成为我国盲人主要的就业渠道，盲人与按摩之间仿佛形成了一种自然的生物性联结，这无疑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盲人的职业选择。生物特性对社会关系的贡献当然不能也不应被否认，但所谓的生物性和社会性从来不是截然二分，二者纠缠在一起，随着历史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千变万化（奥尼尔，2010:6）。希林建议将这种兼具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动态身体视为一种“未完成现象”（希林，2010:12）。它虽然具有生物性的血肉结构与功能，但并不能决定社会关系的最终形式，而是作为具有开放性的“半成品”，一方面为社会关系的确立提供基础并限制社会关系的可能走向；另一方面也受到社会关系的形塑而随之发生变化。总之，在传统社会科学中被认为固定不变的生物性因素，已经不再被视为假设的起点，而是成为了需要解释的问题（Lock & Farquhar，2007:3）。因此，在盲人就业问题上，我们不应仅基于盲人和明眼人之间的生物性差异而断定“盲人适合按摩”，还应意识到这样一种可能性：盲人并非“天然”而是逐渐“变得”适合按摩这一职业，他们的身体并非“自然”而是逐渐“成为”适合按摩的身体。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被强化的分类和实践中，这种“适合”逐渐“体现”（embody）在盲人的身体上，以至于这不再被视为一个过程，而被视为一种“自然”。
本文尝试在“体现”的视角下重新发现盲人“适合”按摩的动态过程，以回应一个经验性的现实问题：盲人如何逐渐“体现”出“适合”按摩的身体？并进一步探讨：基于身体的社会分类如何在实践中被具身化并维持既定秩序？如何打破日趋问题化的社会分类和秩序？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回应，本文希望在中国社会语境下丰富身体社会学关于“未完成”的身体与“残障”的身体的经验研究，并通过挑战盲人与按摩之间自然化联结背后的社会分类与秩序，为丰富盲人的就业选择寻求新的可能。
二、文献评述与核心概念
（一）文献评述：盲人及其就业
针对本文提出的问题，目前尚无直接相关的前期研究可供借鉴。关于盲人群体的既有研究聚焦盲人因视力受损而在物体感知（Smith et al.,2020）、教育（邱建维，2016；Rosenblum et al.,2020）、就业（王祎，2019；Babu & Heath，2017）、阅读（秦瑞强，2015；Mohammad et al.,2020）、出行（韩娜，2012；Kunta et al.,2020）和休闲（Kim et al.,2020）等方面遇到的各类现实障碍，并致力于通过制度和政策保障、无障碍环境建设、辅助技术与设备供给、社会支持与服务完善等措施来提升该群体的环境适应能力、社会参与机会、工作表现和生活满意度。具体到盲人就业，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政策、职业史和社会工作等方面，关注盲人就业的现状（要鹏韬等，2017；McDonnall & Sui，2019）、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政策建议（国天聪，2017；O’Mally & Steverson，2017）、不同历史时期的盲人职业形式和地位变迁（张应斌，1997；郑杰文，2009；铁山等，2011），以及社会工作介入盲人就业的方法路径（刘泽敏，2019）等。
在研究范式上，关于盲人及其就业的既有研究主要沿循残障研究的生物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残障研究领域开始出现“体现”转向，试图借此超越生物与社会的二元对立（鲍雨、黄盈盈，2015）。此后，学界不仅开始关注残障的生物性基础（包括身体、感官和心智等）及其给个体带来的无法避免且极具困扰的具身性后果（Thomas，2010:47），也开始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残障者身体经验（诸如疲倦、疼痛和痉挛等）的考察（Zola，1991）。与此同时，社会分类对身体的优劣排序及其隐含的集体焦虑、歧视与压迫（Thomson，1997），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整体上看，目前国内外的盲人相关研究仍以生物医学模式和社会模式为主，呈现出一种生物和社会的二元分立之态，而在社会科学领域，尤以社会模式为主。虽然近年零星出现了一些关注盲人群体的“体现”研究（刘慧，2019；Sakaja，2018），但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偏重考察盲人的身体经验、身体管理和实践策略，即偏重对“体现”作为一种状态和结果的呈现，而对“体现”作为一种动态过程的讨论相对缺乏。本文关注盲人“体现”出“适合”按摩的身体（或者说在实践中将特定社会分类具身化）的动态过程，就是希望从经验和理论视角对现有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充。
（二）核心概念：社会分类和身体实践
社会分类和身体实践是本文的两个核心概念。“所谓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涂尔干、莫斯，2000:4）。社会生活中存在各种分类图式，“这类图式??在那些彼此差异殊大的实践领域起作用，产生了一些终极的、毋庸争论的、不言而喻的价值标准”（布迪厄，2003:31），“健全”与“残损”就是隐含这种价值标准的一对分类。身体实践，指个体或集体对身体施加的劳动，例如饮食、睡眠、清洁和锻炼等（特纳，2000:277-278）。这些劳动经年累月地作用于身体，使身体不仅拥有自我改变的潜力，还具有被社会和他人改变的可能。不同的实践方式会在不同的身体之间制造出实在的肉身性差异，例如：持续的触摸训练会使盲人的指腹变得比普通人更为敏感。
社会分类和身体实践在理论上沿循社会学对分层、规范与秩序的青睐（涂尔干、莫斯，2000；道格拉斯，2008；福柯，2012；布迪厄，2015），以及对注重生物性与社会性之间动态复杂关系的身体研究的强调（Frank,1990；Featherstone et al.,1991；Scott & Morgan,1993；Lock & Farquhar，2007；特纳，2000；希林，2010）。本文尝试连接这两个理论取向，确切地说，致力于把经验世界中的身体进一步带入到经典社会学论述的核心位置中来（黄盈盈，2018）。
三、研究方法
本文以盲人按摩师为研究对象，包括从事按摩工作的盲人和不同程度的低视力者。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笔者于2017年10月至2018年1月在北京市海淀区一家盲人按摩店的田野调查。这是一家小型连锁店，整体规模不大，人员构成较为简单；由于地处高校、居民小区和购物中心附近，客流量较大，最忙的时候，平均每个按摩师一天要上10个小时的钟。
田野调查期间，笔者主要通过观察法和访谈法收集资料。随着观察的深入，笔者逐渐聚焦于盲人与按摩之间的联结及其自然化，并开始有意识地与按摩师聊起相关话题。当然，这并非一个先入为主的预设，而是笔者基于前期的田野观察、非正式聊天和文献阅读得出的一个初步判断。在后期访谈中，笔者也没有刻意引导受访者，而是从“怎么进入按摩行业”聊起，打开对话空间，鼓励他们自由叙述，并围绕自己关心的问题适时展开追问。在访谈正式开始之前，笔者会将访谈目的告知受访者，并就访谈内容将用于论文写作一事征得他们的同意。田野调查期间，除了店内的5位盲人按摩师，笔者还经人介绍访谈了在其他城市工作的3位盲人按摩师（受访者的简要信息见表1）。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虽未采用田野调查所得的全部资料，但文章的出发点和整体构思都扎根于笔者的田野观察以及与每一位受访者的互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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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分类：突显差异
（一）盲人职业变迁：分类的尺度及其连贯性
自古以来，盲人都是因其“视力残损”而在职业上被区分和固化的一群人。先秦时期，健壮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物质生产部门，盲人则从中分离出来成为专职的文化工作者。时人认为，盲人目盲，但听力、记忆力等其他感官必定能力超群，因而适合从事乐师/乐工、教师、史官、谏臣或宗教神职人员等职业（张应斌，1997）。西汉直至明、清，盲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成为依靠乞讨、算命、卖艺、说书等技艺维持生计的“江湖生意人”（郑杰文，2009）。清末民初，盲人算命、说书和卖艺等街头活动逐渐被官方取缔，作为过渡，民国时期的盲校开始设立按摩、教育、工艺等专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市文化局曾组织盲人宣传队歌唱党的新政策。1957年始，民政系统开设福利厂，组织盲人从事编织、五金等加工业（铁山、郭荣，2011）。但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1955年由中国盲人福利会始办的盲人按摩培训班，共三期培训班相继毕业的二百多名学员由民政系统分配到全国各地，纷纷开展按摩工作。1985年，第一届全国性的盲人按摩工作会议召开，中国的盲人按摩正式被作为一项事业来发展。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设盲人按摩工作处，不仅加强了对盲人按摩培训的力度，还将保健按摩正式引入盲人按摩行业，为盲人群体创造了更多的培训和就业机会（铁山等，2011）。此后，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和规范盲人按摩行业的发展，并将盲人按摩作为一项专门业务列入了“八五”计划纲要之后所有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计划。
从出没于宫廷的乐师、教师、史官、谏臣和宗教神职人员，到走街串巷卖唱、说书、算命的江湖生意人，再到在按摩床边施展捏揉按压技术的现代按摩师，看似不断变化的职业形式，实则在对盲人的身体及其能力的认知上保持了一种连贯性：盲人始终被认为因其“视力残损”而无法胜任那些所谓“主要依赖视力的工作”，但因其代偿性的灵敏感官而适合甚至擅长从事某些特定的所谓“主要依赖其他感官的工作”。在这一连贯的分类尺度下，盲人的身体和职业很大程度上被限定，逐渐失去其生动而具体的面貌，沦为一种被化约概括的“类型”。
（二）盲人“适合”按摩：分类的后果及其自然化
当前，随着“盲人适合按摩”逐渐被作为一种“符合生物特性”的职业分类固定下来，人们不但事实上忽略了盲人从事其他工作的可能性，还逐渐忽视了为盲人从事其他工作创造条件的必要性。从盲人的自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社会分类对盲人就业的限制。低视力的小邓虽然还看得见，但还是“选择”进入按摩行业，“因为视力不好”“只能干这行”。这种与“视力残损”紧密相联的职业“选择”也体现在小唐身上。
我们盲人只能学按摩，干不了别的，现在算命也不太好??也有些盲人从事音乐这方面，或者搞体育的，大部分还是从事这个按摩，因为也要看天赋的嘛??这个按摩对于我们盲人来说??相对还是没那么挑人，只要你肯学??而且现在越来越走向正规了，找工作也比较容易。（受访者：小唐）
小唐的一句“干不了别的”道尽职业选择的无奈。他们深知自己虽然视力有损，却并非天赋秉异，不一定具有超常的听力、记忆力、触觉或注意力。可是，当他们面对依据上述刻板认知而被认定为“适合”特定几种工作时，大多数普通盲人能够选择的也只有“没那么挑人”的按摩了。小魏和小唐一样，他17岁上山砍柴时眼睛被竹子打伤致盲，在家待了两年多后，开始辗转于师父、培训中心和特教中专学习按摩，“没有别的门路”也“没有别的本事”的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确实也只能做这个”。
没有别的门路啊，就像好多人说看八字，只不过我们记忆差，学不好??一些喜欢唱的，他们就卖唱啊??我们是做不来的，那个要胆子大，有一定的唱功??我们寨子里面有个女孩子??她看见我眼睛看不见，就推荐我学按摩，我就是跟她老公学的??确实也只能做这个啊，像我们没有别的本事啊。（受访者：小魏）
小唐和小魏都没有提到算命、卖唱和按摩等被认为“适合”盲人的职业之外的其他可能，因为“视力残损”这一所谓的“生物特性”及其连带意涵宣示了盲人在面对大部分工作时那种仿佛不言自明的“无能”，以及盲人的身体与其所能从事职业之间的严格对应关系。在不断地限定和排除后（事实上次数非常有限，因为选项实在太少），盲人逐渐“习惯”了自身被赋予的“视力残损”身份，也逐渐“接受”了自己在职业阶序中的位置，并最终“选择”那个受到政策支持、“越来越走向正规”“找工作也比较容易”，而且还“没那么挑人”的按摩行业。当然，这种“选择”不会被归咎于社会分类及其背后的价值标准和等级秩序，而只会被归因于个体生物性的“视力残损”。
当“视力残损”的盲人面临职业选择时，他们是身体不完全、在一定程度上无能力甚至低人一等的“盲”人，只能从事某些所谓“主要依赖其他感官的工作”，例如按摩。戏谑的是，人们（包括盲人自己）往往也非常乐于谈论少数盲人从事的那些被认为极具反差性的职业，例如化妆师、摄影师等，仿佛一个“视力残损”的“盲”人没有可能从事这类“主要依赖视力的工作”。小唐就曾声情并茂地讲过一个盲人木匠兼修车匠的故事。
做按摩他也学不会，他也不想学??有一次他爸妈请人做那种凳子嘛，他就跟那个木匠学??后来他就把工具拿回来自己研究，慢慢地琢磨，就学会了，很厉害的??他还可以修摩托车，他在我们当地都已经上了新闻了??神奇吧？（受访者：小唐）
事实上，人们越是津津乐道少数盲人的“神奇”，越会突显作为一个整体的盲人在分类体系中的不利地位。正是因为他们普遍被认为无法胜任那些所谓“主要依赖视力的工作”，所以一旦有人做到了，就会被认为出乎意料和不可思议。在这个过程中，“视力残损”作为一种毋庸置疑的“生物特性”非但没有被反思，反而被进一步强化了。由此也可以看出，盲人其实始终都被以“生物特性”为名而置于一个不言自明的不利地位，也一直被引导着走向或回到那个熟悉、稳定且适合的位置。
干这个就很熟悉了，除非再做一个比这个再简单的行，如果特别复杂的也不行。像我同学现在跟别人一起开发这个读屏软件??那我就肯定适应不了。我看我那同学也没有摆脱按摩，还得边按摩边开发那软件。（受访者：小汪）
（三）“健全”与“残损”：对分类、秩序与差异的反思
道格拉斯认为“肮脏”并不是一个纯粹卫生学意义上的概念，而是带有一定的文化与政治意涵，它意味着对既定秩序的违背和破坏；对“肮脏”的贬低和规避是通过界限清晰的分类来改变社会的无序状态，使其回归原位（道格拉斯，2008）。就像“洁净”与“肮脏”不是纯粹卫生学意义上的概念一样，“健全”与“残损”也并非纯粹的生物医学判断。“残损”代表了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残缺与失序，对此的恐惧和焦虑使人们希望通过对“残损”的否定和排斥来强化对“健全”的肯定与认同。“健全”的身体被认为是完整、有用、优等的，而“残损”的身体则被认为是不完全、一定程度上无能甚至低人一等的。这种价值区分很好地体现了“分类不仅仅是进行归类”“还意味着依据特定的关系对这些类别加以安排”“有些类别是处于支配地位的，有些类别是被支配的”（涂尔干、莫斯，2000:8）。确立分类尺度的过程就是划定等级秩序的过程，也是差异被自然化的过程。
本文并不否认盲人在视觉能力上的确与明眼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问题在于，无论是盲人还是明眼人，其实都无法被“健全”或“残损”这一分类完全概括。首先，“健全”与“残损”并非是对视力差异的准确表达，它很大程度上打破了差异的连续性而强行划定了清晰但武断的界限。其次，无论视力状况还是其他身体特征都是盲人和明眼人不同程度共有的生物性特征，将他们作为两个群体分别对应“残损”和“健全”，完全忽略了除视力之外其他特征的意义。最后，盲人的身体及其能力虽然一定程度上受到视力水平的限制，但长期的生活经验足以使他们发展出一套与视力受损相适应的身体技术与生活策略。因此，即使我们承认盲人从事那些所谓“主要依赖视力的工作”的平均能力低于明眼人，也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将这种平均差异绝对化，甚至由此断定任何一个盲人在任何一项此类工作中的表现都必然逊色于任何一个明眼人。
总之，将“视力残损”及其代偿性感官能力作为衡量盲人身体及其职业能力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有欠妥当，“健全”与“残损”的分类及其暗含的价值标准和等级秩序值得商榷。至少目前看来，这种截然二分使得盲人和明眼人之间的视力差异不断被突显和放大为二者身体及职业能力之间的根本差异，后者更是被进一步建构为天然的、生物性的差异；而盲人和明眼人之间的共性及其各自的内部差异性则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无疑会窄化人们对盲人的认知与想象，并最终限制他们的职业选择。
五、身体实践：制造差异
盲人与按摩之间的联结不但体现在他们有限的职业选择中，还伴随着他们的身体实践过程而不断被固化。他们当中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人最终“选择”学习并从事按摩，而且越来越多的盲人在一系列按摩相关的身体实践中逐渐被锻炼出“确实”适合按摩的身体。
（一）习得按摩的身体技术
身体技术是“人们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传统了解使用他们身体的各种方式”（莫斯，2003:301），例如走路的技术、睡觉的技术、吃饭的技术、按摩的技术等，是一种习得而非天生的使用身体的方式。这一“习得”属性体现了在关于使用身体的艺术的所有要素中，“有关教育的各种事实是决定性的”（莫斯，2003:304），这也体现在盲人与按摩的关系中。职业教育中专业选择的有限性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盲人开展不同身体实践、习得不同身体技术以从事不同工作的可能性。办理残疾证后，小唐被残联送到市里的特色中专。在那里，肢残或聋哑等其他类型残障学生的专业选择范围相对较广，而盲生可选的专业极为有限。
我们盲生主要就是学按摩。其他人比如说聋哑生还有画画、雕刻、服装设计、海报??比如说肢残生的话，他可以学电脑，或者干财务，各方面都有??要是学电脑，我们还可以学一学??还有音乐表演盲生也可以学，但大部分还是学按摩，按摩就是专门针对我们盲生的。（受访者：小唐）
相较其他类型的残障学生，盲生面临更多的限制。他们被鼓励去学习按摩这一“专门针对”盲生的专业，使得盲生从一开始就鲜有机会发展出其他身体技术以从事其他工作，只能习得按摩的身体技术并进入按摩行业。甚至，他们越是在这一行干得得心应手，就越会吸引更多的后继者；因为，身体技术的习得过程恰恰就是人们模仿那些被信任者的成功行为的过程（莫斯，2003:304）。
看别人学得挺好的，也就跟着学了，主要是工作相对来说比较好找??有些盲人他干按摩干得好，也可以成功，比如有的人盲医考即盲人医疗按摩人员资格考试。通过这一考试并获得相应证书的盲人按摩师将有资格受聘于医疗按摩机构并从事医疗按摩活动。一次就过了，有的人挺能赚钱。所以按摩对我们盲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找到对象的呢，各方面吧。但是你看盲人找别的工作就比较难，也有，但基本上干不长。（受访者：小郭）
可以想见，越多的盲人进入按摩行业并获得一般意义上的“成功”，就会有越多的盲人认为按摩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问题在于，那些“选择”了按摩的成功者具有的权威其实恰恰包含了所有的社会性因素（莫斯，2003:304），体现了社会分类对“视力残损”的盲人的身体及其职业能力的判断与裁决。
（二）被训练出“适合”按摩的身体
如果说专业选择的限制很大程度上制造了盲人和明眼人所能习得的身体技术的差异，那么盲人进入按摩专业后开展的一系列身体实践则使得他们在具体活动中逐渐被训练出“确实”比其他人更“适合”按摩这一工作的身体。笔者了解到，按摩专业的盲生接受的训练不仅包括与按摩直接相关的一整套理论（例如经络、穴位、骨骼、肌肉等）和手法（例如按、摩、推、压、捏、揉、捶、拍、犁、滚、拨等），还包括一系列以提升腰腹及手部力量、灵敏度和以注意力集中度为目标的、直接作用于身体的活动。
练少林内功啊、八段锦这一类的??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五指俯卧撑??需要手腕灵活，也是练功夫，比如说绕手腕。（受访者：小汪）
我们叫练功。比方说做俯卧撑，从十个手指开始，慢慢减少??我们也会打乒乓球??就是在球里面装个铃铛，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声音来打，这个主要是锻炼我们的注意力和手腕??还有练手指的反应速度，或者说手感，比方说用比较薄的纸折叠，里面放一根头发，用手指感应，当你能感应到了，就用比较厚的纸折叠，这个就是看你能不能摸到头发在哪个位置，这是第一；第二你要感觉这个头发是怎么放的，可以把头发放成一些数字。还有就是摸盲文，拿一些人民币，上面有盲文点??练得好、手感好的人，给客人做按摩的时候就可以更快地找到穴位。（受访者：小唐）
做做俯卧撑，有时候也练臂力棒、拉力器，还有那个叫什么，哑铃。我们两年都不能上手，三年才能上手??得先把手练出来??我们这用的是巧劲儿，不是蛮力，手腕灵活，靠腰发力，讲究持久、渗透、有力。（受访者：小邓）
在学习按摩的过程中，盲生会被要求参与一系列聚焦身体的训练，例如少林内功、八段锦等全身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举重、臂力拉伸等腰腹及手部力量训练，绕手腕、打乒乓球等手腕灵活度训练，以及摸发丝、摸盲文等指腹敏感度和注意力集中度训练。这些训练聚焦一种以从事按摩工作为目标的身体形塑和管理，就像18世纪的欧洲士兵“变成了某种可以被创造出来的人”（Foucault，1984:179）一样，盲人按摩师也成为一种可以“练出来”的职业“类型”。在“把腰挺直了”“手腕放松”等训练指令下，被作为按摩师来训练的盲人逐渐学会“靠腰发力”并保持“手腕灵活”，以发出“持久、渗透、有力”的“巧劲儿”，他们努力练习“手感”，以“更快地找到穴位”。他们越是接受这些训练，越是能够拥有腰腹有力、手腕灵活、触觉灵敏、注意力集中的所谓“适合”按摩的身体。拥有这种身体并在实践中时刻“体现”这种身体的盲人自然而然地“滑入”按摩行业，就像“指南针乐此不疲地指向北方”（Bourdieu，1977:76-77）。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权力如何“通过越来越精细的渠道进入个体，进入他们的身体、姿势乃至一切日常行为”（Foucault,1980:151-152），“使后者不仅在‘做什么’方面，而且在‘怎么做’方面都符合前者的愿望。这样，纪律就制造出驯服的、训练有素的肉体”（福柯，1999:156）。
如果说社会分类选择性地突显并绝对化盲人和明眼人的身体及职业能力差异，并由此将盲人推向按摩行业，那么此后一系列以从事按摩工作为目标的身体实践则在盲人和明眼人之间制造出原本并不必然存在的肉身性差异。随着盲人在按摩行业从业时间的增长，他们与明眼人之间的这种差异会被不断巩固甚至进一步扩大。这一过程虽然并非不可扭转，但其效应却是切实而持久的。正因如此，盲人才会逐渐被自然而然地认为“确实”适合按摩而“实在”无法胜任其他工作。
六、“盲人适合按摩”的自然化和去自然化
（一）“盲人适合按摩”及其自然化
社会分类对盲人的职业限制并不是经由一种粗暴力量来实现的。相反，它在社会成员对视力残损和身体失序的恐惧与焦虑中、在生物医学知识对“残损”的“客观”界定中，以“关怀弱势”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参与了对盲人身体的判断和裁决。以此为出发点的身体实践在盲人和明眼人之间那些本无不同或有潜力发展出共性的地方又进一步制造出实实在在的肉身性差异。关键在于，分类体系中被认为“适合”按摩的盲人最终经由日复一日的身体实践而“体现”出“适合”按摩的身体。这无疑有助于强化“盲人适合按摩”的观念以及那些与之相关的分类原则和实践方式，从而实现对差异的持续再生产。
在差异的突显和制造中，盲人的身心图式和社会的分类图式逐渐形成一种相互契合的对应关系。逐渐地，盲人学会按照社会分类对他们的判断来做自我判断，并按照身体实践的形塑方式来形塑自身。他们不断适应自己与所谓“健全”身体之间的界限和距离，也不断调整自己对所能获得的职业位置的期待。“一句话，宣告自己无论如何必须服从命运”（布迪厄，2005:273）。对盲人来说，这不过是“拒绝终将拒绝的，热爱无法避免的”（Bourdieu，1977:77）。
在上述过程中，身体所谓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互缠绕以至难以分辨。也正是这种模糊性，不仅使得社会分类和身体实践很大程度上始终隐蔽地作用于身体，还使得这种作用的结果被不动声色地自然化。由此，不但进一步正当化了最初的分类标准与相应的实践方式，还成功转移了矛盾，并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改变的可能。这一过程看似是一种潜移默化，实则处处包含权力关系的张力。谁来划定、谁又不得不遵守“健全”与“残损”的界限？在这里，社会分类“与其说是知识手段不如说是权力手段”（布迪厄，2005:280）。很大程度上来说，掌握了对社会分类的界定权，就是掌握了对身体实践的控制权，也就是掌握了对身心图式乃至生活世界的支配权。
（二）打破分类和去自然化的可能
“盲人适合按摩”的自然化之所以成为问题，在于它不仅导向结构化的分类与秩序，还导向社会性的偏见与歧视。最终，盲人被“合乎生物特性”甚至“饱含弱势关怀”地限定在按摩行业中，而其中的权力关系则很大程度上被淡化甚至美化。如何打破日趋问题化的分类与秩序并走向对“盲人适合按摩”的去自然化？
首先，我们需要对分类的建构与固化形成自觉的意识和积极的批判。对“健全”与“残损”的简单分类及其赖以自证的“生物特性”保持警惕，对分类与实践之间环环相扣及其导向的偏见与秩序保持自觉。我们不仅要看到盲人遭遇的显性不公，还要看到他们接受的“善意”与“关怀”背后隐含的来自“健全人”的傲慢与偏见。这种傲慢与偏见是隐蔽的，也最易被忽视。本文尝试揭示的正是这种以生物特性为名的分类伴随的社会性过程及其权力关系。意识到盲人与按摩之间的联结其实并没有那么“自然”，或许是挑战这一既定分类与秩序的重要一步。
其次，我们需要重视日常生活的生成性力量（赖立里、张慧，2017）。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身体的感受、体验、技术与策略会被持续地生成和改写，而“盲人触觉灵敏、注意力集中，很适应从事按摩工作”无疑是对异质多样、变动不居的身体的持续切割、简化甚至漠视。重视并利用日常生活具有的生成性力量，让盲人在更鲜活多样的实践中自由地发展出更具开放性和差异性的身体，或将有助于我们意识到，“适合按摩”只是盲人具有的诸多可能性之一。
最后，我们需要从根本上反思视觉至上的感官阶序。当前，视觉相较于其他感官的优越性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逐渐确立起“一套以视觉性为标准的认知制度甚至价值秩序，一套用以建构从主体认知到社会控制的一系列文化规制的运作准则”（吴琼，2006）。然而，这种优越性的标准化、制度化和自然化却是需要被质疑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期待另一种感官能够取代视觉的优越地位，而是希望破除不同感官之间的界限及其等级排序。将不同的感官视为一个共同行动的多重组合，考察这一组合如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情境之下变换出不同的形式。以一种更具融合性的方式来解读身体及其能力，或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并慎重地对待所谓“健全”与“残损”的分类及其背后的价值标准和等级秩序。
七、结论
基于在一家盲人按摩店为期3个月的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本文主要在“体现”的视角下探讨了盲人与按摩之间的联结及其自然化。围绕社会分类与身体实践这两个核心概念，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在社会分类体系中被认为“适合”按摩的盲人，如何经由日复一日的身体实践而“体现”出“适合”按摩的身体，并反过来进一步强化既定的分类与秩序。
首先，本文的分析希望将盲人与按摩之间的联结及其自然化带入一个被提问和反思的视野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中国社会语境下身体社会学对“未完成”的身体和“残障”的身体的经验研究。反观盲人按摩相关的多数既有研究，要么将盲人按摩视为一项符合生物特性的合理安排，而忽视了医学知识、社会文化和制度结构对盲人的身体做出的各种分类和限定；要么强调盲人按摩的社会建构性，却将盲人的“视力残损”及其代偿性感官能力搁置一旁，使其非但没有获得被讨论的空间，反而被进一步划归到区别于社会性的生物性范畴当中。本文尝试揭示社会分类在实践中被具身化的过程，就是希望超越“生物的归生物，社会的归社会”的二元分立之态。
其次，本文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以身体为切入点参与到社会学对分类和秩序的经典讨论中。社会分类的深层动力以及分类如何维持特定秩序是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前者主要指向集体意识和群体认同、社会秩序的创造和维持、地位竞争压力下对区隔的追求等；后者主要指向禁忌和仪式、对污染的清除、权力话语的微观运作与宏观调控、在实践中培养起来的惯习和品味及其象征暴力等。本文聚焦“盲人适合按摩”这一经验现象，致力于对分类与实践作出基于具体情境的细化分析，探讨了社会分类如何突显差异、身体实践如何制造差异、分类与实践如何相互作用并强化既定秩序、权力关系又如何被淡化甚至美化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揭示分类与秩序的建构与固化、重视日常生活实践的生成性力量、挑战视觉至上的感官阶序三个层面提出了松动既定分类与秩序的可能路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项刚刚起步的经验研究，本文旨在提出问题并将“盲人适合按摩“进行一定程度的问题化，但对这一基于身体差异的职业分类更为复杂而多维的分析依然缺乏。从横向考察不同性别、年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和视力状况的盲人在分类体系中的地位差异，到纵向考察这一分类体系的历史演变和建构过程，都是下一步可能且重要的努力方向。此外，本文并不是要否认大力发展盲人按摩事业的现实意义，而是想发出这样一种声音，“盲人触觉灵敏、注意力集中，很适应从事按摩工作”不应被视为一种去历史的、生物性的“自然”。更为根本的是，盲人和明眼人的身体及能力之间的差异不应被视为一种绝对的、高下立判且无需争辩的本质差异，更不应成为偏见、歧视与建构感官阶序的理由。本文希望揭示这一自然化和阶序化的过程及其隐蔽性，为开启更多的可能作出一点推进。
注：原文载于《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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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9-5 08:1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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