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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隔”断的独居生活 [打印本页]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2-6-22 09:12
标题: “隔”断的独居生活
很难统计在一座拥有2500万常住人口的超大城市里，多少年轻人独自生活在一间出租屋里。有社会学者试图给他们画像：二三十岁，有相对体面的工作但资历不够丰富，背井离乡到大城市打拼，部分情感寄托于喂养的宠物。
新冠肺炎疫情到来前，23岁的罗璐正享受着这种生活。她一年前从北京一所高校毕业，来到男友所在的城市上海，入职一家公关公司，边工作边等对方毕业。她的落脚点有十几平方米，在城市中心一栋4层高的老房子里，楼下邻居的厨房是她上下楼时的必经之路。
工作之余，罗璐窝在小屋里画油画，做手工，骑着自行车打卡各种展览和集市，“在一条路上发现十几家咖啡馆和好吃的甜品店”。她在陌生城市里“努力维持自己生活和内心的秩序”。
“秩序感”在87天的居家隔离中被彻底打破。“最开始还会愤怒，痛哭流涕和朋友倾诉，到后来，对什么都觉得疲惫。”罗璐说，“自己的情绪调节系统失灵了。”
罗璐的感受并不是个案。今年春天，容纳了大量年轻人的深圳、上海、广州、北京都因奥密克戎按下过“慢行键”。不同城市的年轻人也因疫情有了能让彼此共情的经历——“周一到周日都没有面对面和人讲一句话”。
现下，各大城市的疫情正在缓解，生活有序地恢复正常。几位受访的年轻人回忆了疫情期间自己面临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不只是某一个人会遇到崩溃的时刻，希望我们都能走出负面情绪的困境。”
罗璐今年最后一次离开家去上班是3月10日。转天起，她开始居家办公，线上采购。除了做核酸和拿快递、外卖，她再没出过家门。
居家的前20天，快递没停，外卖也是正常的，她照常比对着不同买菜平台的优惠价格下单。线上办公、做饭、健身，整个人处于一个“比较平静的状态”。
“我不是一个害怕孤独的人，低质量的社交还不如没有。”罗璐说，自己已习惯了一个人生活。她添置了电磁炉，工作不忙的时候，她喜欢研究吃的，“饭友”大部分时候是一只捡回来的流浪猫。
她在武汉成长到17岁，去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到上海工作，家人和很好的朋友都不在上海。她住的出租屋后面是上海的老街区，她每天骑车穿过这里去上班。也偶尔和男友半夜出门溜达，“又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居家后，她和猫一起，坐在窗台边看外面的马路、高架和一棵“苗条”却长了6层楼高的树。
在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一个人生活。32岁的赵彤调侃“不知道自己算‘北漂青年'还是‘北漂中年'”。在北京工作的7年里，头4年她和陌生人合租，男生女生都有。那间十来平方米的次卧对她来说“就是睡觉、刷手机的地方”，她喜欢去公司加班，大部分时间和心力都扑在了工作上。
现下，她独自租着一套一居室，租金比之前翻了一倍，但她的工资涨得更多。她开始享受“自由的生活方式和时间”：买地毯、投影仪，餐桌桌布和窗帘都是在网上订制的，窗台、柜子上总有鲜花开着；下班后抓紧回家，换衣服去附近公园夜跑，周末“必须有一天”约朋友吃饭逛街看话剧。
赵彤也因独居掌握了一些技能——这不止包括如何处理蟑螂。她随身携带的“防狼报警器”在地铁里被挤响过，每天回家后，立刻把门反锁，所有快递和外卖的收货人姓名都是“赵先生”。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单身成年人口高达2.4亿人，其中超过7700万成年人是独居状态。一个网友写道，这是对“一个人生活”非常友善的时代。比如不会做饭的人可以点外卖，出行接送有打车软件，搬家有同城货运，应酬喝多了有代驾，看病可以找陪诊，有时分身乏术可以找“跑腿儿”替自己取东西甚至排队买火车票，修水电、安装家具都提供上门服务。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一个联系紧密的社会技术高度发展时，人们只需要干好分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够应付各种风险和负担各类消费。
但是，在大城市和在奥密克戎交手的过程中，这些社会支撑不得不短暂地消失在年轻人的生活里。
居家的前一个半月，罗璐的焦虑都集中在买菜上，“好像形成了那种每天不买点什么就特别没有安全感的心理。”她需要时不时地去外卖平台上查看有没有店铺开门，能买一点是一点。除此之外，她还必须掌握的新技能是，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人生活需要的物资，并凑够一两百元的起送费。
那段时间，罗璐手机显示的App电池用量，通信软件排第一，紧随其后的是美团和饿了么。
已经在上海工作4年的李悠然被隔离在一套三人合租的房子里。她买了不少燕麦片和牛奶。合租房里，3人共用一台冰箱，她最早囤菜，只用了属于自己的三分之一地方，两盒鸡蛋被安置在自己房间里的一角。3个人中，她是物资储备最多的。
封控两周后，李悠然已经从搜索食谱做饭变成清水煮一锅青菜，她调侃道，“锅都累了”。她的另一个男生同学，每天只吃一顿饭，一个月吃了12盒泡面。
社区团购的物资日益丰富，从鸡蛋青菜胡萝卜到咖啡面包，后来还团购过一次应季的小龙虾。小龙虾让她动过心，但也只能想想，她只有平底锅和煮麦片牛奶的小锅，调料也不全。
在老家的母亲每天要唠叨十几遍，担心她没饭吃。有时焦虑不能排解，说着话眼泪就要流下来。在母亲眼里，她还是那个没进过厨房，只爱点外卖的孩子。父亲悄悄联系李悠然，让她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只有她能安慰到母亲。
李悠然很快想到了对策，她在朋友圈“盗图”。她的一个同事，是“精致的厨房女孩”，几乎每天都会晒自己做的饭。她存下来，再小心翼翼地截去背景，只保留一部分盘子边缘，发到家庭群里。母亲每天在“她做的菜”下面发送好几个竖拇指的表情。
生活上的平衡，还只是独居青年们需要维系的一个方面。柳叶刀在线发表的一篇文章介绍，疫情影响下，2020年全球抑郁症患病人数增加了约0.53亿，增加幅度为27.6%。焦虑症患病人数增加了约0.76亿，增加幅度为25.6%。女性和年轻人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患病率更容易受到疫情影响。
刚开始居家隔离时，李悠然隐隐有些高兴，除了不用早起挤地铁，省去每天通勤的时间，她还有着自己的小心思——过年回家时她做了双眼皮手术，现在恢复得还不够自然。在她的计划表里，要在夏天到来前变瘦变白，在年底前交到男朋友。
居家快一个月时，同事告诉李悠然，自己最近心情开始莫名烦躁，“不知道是因为工作还是居家时间久了”。居家工作期间，她们只拿三四千元的基础工资，绩效工资要等恢复上班后再补。
身在北京的赵彤也有类似的感觉。奥密克戎变异株出现在北京后，她和同事开始居家办公。
在家里，赵彤被工作推着跑。白天处理国内的业务，到了晚上7点多赶紧弄口饭吃、然后睡觉，深夜两点起床和国外客户对接新项目。每天在线上和她“说话”的人不下十几个，但赵彤还是“憋得发慌”。
她在微信群里跟几个要好的闺蜜吐槽遇到的烦心事，闺蜜们安慰她，给她讲段子，分享生活里快乐的瞬间。一周后，微信群就没那么活跃了。“没有人喜欢‘祥林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过。
李悠然也觉察到了自己的变化。比如公司开线上会议，轮到她介绍执行方案时，一名同事几次有意或无意地打断了她的发言，表达自己和方案上相左的观点。李悠然莫名地感到愤怒，用近乎严厉的语气当场反驳。
当天晚上她就“气得胃疼”，在微信上向好几个朋友吐槽。转天下楼排队做核酸时，她还在想着昨天同事的举动，“越想越生气”。
后来她反思，其实也没多大事，自己的方案确实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如果按她一贯的行事风格，一定会保持风度，不慌不忙地讲完。“但在那个点儿上就是会‘爆炸'。”
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教授姚玉红在南都公益基金会组织的一次心理健康沙龙上介绍，缺乏面对面交流很容易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不认为这里面谁发生了大的变化，而是我们都积累了大量的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会相互传染。”
在上海一所高校读研究生的陈晨也发现“大家的情绪变得特别的暴躁。”经常会有人在微信群里聊天时吵起来。她记得一次是因为有同学在宿舍楼隔空唱歌，晚上10点放音乐，微信群里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还有一次是因为盒饭问题，部分学生抱怨盒饭不好吃，一名男生因为说了句盒饭做得还不错，一些人就冲到他的宿舍，双方发生肢体冲突。
“在外界看来，我们是被保护得很好的一群人，一日三餐都有保障，只需要心无旁骛地学习，但其实我们也有说不出的苦衷。”陈晨身边的很多同学被失眠困扰，在十几平方米的宿舍里，她和室友“基本上就只有躺着和坐着两种状态，想运动都很难”。
想起被封控的日子，李悠然说基本是“靠自己保障一日三餐，提心吊胆工资够不够房租，在11平方米的朝北出租屋里工作睡觉运动，想面对面吵架还得去砸对面室友的门。”
那段时间，网上广泛流传着不少以各地精神卫生中心为发件人的短信截图上写道，“隔离期间，您如果和花草树木聊天这很正常无需致电咨询，只有在那些花草树木开始回答您问题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寻求协助。”
赵彤把这个段子转发到朋友圈，“居家1个月了，我家窗台上风干的玫瑰还没有和我说过话”。
居家隔离中的心理问题确实不能被忽视。多名心理咨询师告诉记者，新冠肺炎疫情与以往灾难的一个区别点是需要隔离。独居的人属于抑郁症的易感人群，长期失去和外界的情感流动，会增加抑郁、焦虑等精神问题出现的可能性。
抑郁互助康复社区“渡过”平台运营总监李香枝发现，疫情之后，人和人互助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了，疫情带来了隔离，大家互相倾诉的需求被迫通过线上去实现。
“不管是空难、地震或是其他自然灾害，大家都会聚在一起抱团取暖想办法。但疫情需要隔离以切断传染源，对人是很刺激的，”姚玉红说，“因为人在困难的时候是需要互相拥抱、拍一拍，表达支持或者传递温暖。但这个时候就变得不行，人和人的连接变得相对困难和模糊，网络连接的方式可能大家还没有完全适应过来。”
一名独居的年轻人向记者形容封控3个月自己的心态变化：3月的时候“非常恐惧”，4月“特别愤怒”，进入5月，整个人“已经麻木了，感觉不到什么了”。“有的时候会感觉特别低沉，然后自己稍微调整一下就好一点，过一段时间又不行了，就会一直这样周期性地循环。”
罗璐也是如此。“我这个人还算是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的，但疫情、感情、工作，叠加在一起，就压得我喘不过气了。”罗璐说，她不能意识到哪一刻情绪开始向下落，但就是“一直波动下落”。“身体上没有问题，吃喝不愁，但心理一崩溃就全不行了”
3个月的居家时间里，罗璐和男友的关系到了过去3年中最紧张的时刻。鸡毛蒜皮的小事经常变成导火索，一方情绪低落很快能引起两个人情绪的内耗，紧接着争吵，互相从对方身上找问题。争吵越来越频繁，一度蹦出“分手”的字眼儿。
疫情期间，罗璐唯一一次感觉到“生活回来了”是作为密接被拉去浙江隔离的时候。那次，她穿着防护服，手里攥着一瓶酒精，经历了十几个小时的转运。
临走前，她行李箱里装满了采购的蔬菜和零食。对她来说更重要的是，隔离酒店附近3公里内有上百家营业的店铺，外卖的起送费只要一二十元，并且不需要拼手速抢。在那里，她喝到了奶茶。
回到上海后，她也努力捕捉一些向好的转变。比如社区发的物资开始变多，从隔离酒店回到家那天，她收到近20斤食物。
但她的负面情绪在居家80天后到达顶点。“每天都在复制粘贴，常常日夜颠倒晚上睡不着觉”。
6月6日，深夜两点，罗璐刷着还未出结果的核酸报告，毫无睡意。就在上海宣布陆续解封的第二天，与她家隔着一条马路的小区出现了阳性感染者。她在家痛哭流涕。
姚玉红解释，更多时候，人的情绪影响判断。在一个负面情绪很强烈的时候，特别容易把所有的情况都看得非常糟糕，然后会有错误的判断和引申。
在她看来，疫情的不可控会让人觉得很受挫，安全感在减少，人们有可能会开始怀疑、质疑和批评，开始各种挑毛病。“我们的一个假想是，如果我们真的把始作俑者或者中间不得力的环节抓住，这个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当本该抱团的人们割裂成过错方和受害方的时候就更加分裂了。”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挫败感是来自于我们希望明天这件事情就结束，但是这件事我们谁都没法控制什么时候结束，所以每一次这种期待就带来了新的失望，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心态要调整的地方。”大儒心理创始人、临床心理学博士徐凯文说。
掌控自己的情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晨试图找到自己情绪起伏的由头。她记得有段时间，自己全天都在刷社交媒体。至今还有个画面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个去隔离的人在帐篷里洗澡，雨一直下，风把帐篷刮走了，那个人没有穿衣服地躺在地上。“一直在看很负面的消息停不下来，基本看不到正面的信息。”
“从进化心理学角度来说，负面消息相对于好消息来说更容易传播，”徐凯文认为，“因为进化的需要，我们要对危险信息更敏感。那么我们就容易产生替代性创伤，但你又做不了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负面情绪。”
他建议疫情之下，有时候可能需要放下手机，拿起书本。“书中有长期的历史的智慧，通过读书你会发现，人类其实经历过无数的灾难，包括我们国家也是如此。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可能越要有长期主义，不仅看到眼下的困难，更要看到我们长期的优势和希望。”
居家的3个月里，李悠然的体重达到5年来的最低点。每天下午7点半，她开始在11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做1个小时的间歇性有氧运动。空间有限，她必须保持专注，不然“在开合跳时脚趾会戳到床腿。”
她在自己的身体上找到了“控制感”，“在事业、生活很多方面都失控的时候，掌控住自己的体重、肌肉也会带来一些快乐，而且运动促进多巴胺分泌。”
罗璐也有同样的感受。“浑浑噩噩地躺平摆烂生活可能短期让人满足，但持续一段时间后，还是会让人觉得虚无和心虚。尽量做到生活上的自律，下降的体重和变好的体态，能够让人快乐一点。”
李悠然所在的小区，物业和居委会开始组织志愿者参与组织核酸检测、分发物资等工作。疫情严重，物资相对短缺的时候，志愿者群里最活跃。她记得志愿者的几十个名额刚放出来就被群友一抢而光。
李悠然跟着视频认真学习了穿脱防护服，除了“担心万一自己感染了会影响室友外”，她在志愿者工作里“得到的全是快乐”。
徐凯文认为，在一个相对糟糕的时间段里，如果能够积极地参与改善这种状况，能够为大家做一些事情，实际上是非常自我肯定的，是度过困难时间的有效方式。
姚玉红坦言，自己作为一个心理工作者，封控在学校的42天里都有过希望和信心往下沉的阶段，经历过很愤怒的时刻。因为和家人隔离开，她也“充分地感受到一种夸大的死亡焦虑和夸大的无能为力感”。她那时会“编故事”，调侃道“会不会多少年出去之后，先生会另娶太太了？我会不会和家人这样永久地分开？”
她反思，愤怒是因为自己总想要找出问题在哪里，“好像自己还能对这个事情有一个掌控和理解”。
姚玉红后来从工作中找回一些力量感，“从受害者变成助人者”。她不断地跟学生说要有希望，但自己内心也会动摇——“那是很正常的应激反应”。她也会联系自己的老师、朋友聊天，然后再次平静。
在李香枝看来，疫情发生之后，很多人会感到一些不舒适，这些不舒适或许没有严重到需要去就医或者找心理咨询师，但确实可能时常感到压力或焦虑，所以公众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就特别重要。“我们要防止这些微小的、被忽略的问题慢慢积累，在心理健康方面出现‘黑天鹅'事件”。
罗璐意识到自己负面情绪出现得越来越频繁，“得开始自救了”，她在文件传输助手里写给自己“要将自己打捞起来”。她找到了一些帮自己找回快乐的方法。
比如一阵负面情绪来临时，“做一些不用动脑子短期内有回馈的事”。她强迫自己去洗碗、拖地、打扫卫生，然后洗了一个澡。“看着干净的自己和干净的家，突然没那么难受了。”她关掉那些关于疫情的负面新闻，换成轻松的综艺或是电视剧，边看边运动，不再想那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我真的很讨厌别人对我说‘坚强点'‘快好了'之类的话，”罗璐说，“尽量开心就行了。”
有时失眠睡不着，她索性把之前拖延着没做但必须要完成的工作做了一些，内心的焦虑少了很多。在十几平方米的出租屋，她很难在空间上将“工作”和“生活”作区分。为了增加“生活”的分量，她开始研究菜谱、尝试水培，做一些手工，或者化个妆拍张照。
姚玉红在一所高校里开展心理调研，她发现，从3月初到5月底，年轻的大学生在疫情过程中的心情最复杂，起伏变化最多。身处其中的人，有的会变得更脆弱，有的可能会更有韧性，主要原因在于外界。外界带来的破坏因素包括生活资源和权益受限，周边人行为或是情绪的影响，或是希望不断打破。
那些保护性因素除了来自自我调节、保持理智和希望等等，更多是来自同伴的支持，比如陪伴、他人的好心情或好品质的渲染、感受到他人的帮助与付出和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罗璐的另一张“药方”是和家人联系，疫情让她比以往更想念家人。
她坦言，自己一直是个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自己藏在心里的人，对家人也是报喜不报忧。但有一天，她实在绷不住了，给家人打了电话，边哭边发泄，“讲述自己的悲惨境遇和遇到的无语经历”。妈妈让她赶紧回家，奶奶和她在电话里聊了一个半小时。在家人的安抚下，她平静了不少。
6月1日，上海有序解封，罗璐的单位正式复工时间还没定。她决定回家。她向单位申请回武汉的家里办公，“必须回家和家人住在一起”。
6月10日，罗璐拉着行李箱，在汉口车站“来自上海的旅客专用车道”排队。从出家门起，她就贪婪地观察着一切：讨论怎么想办法和老板报销隔离费用的中年人，抱着塑料袋的农民工，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纸质核酸证明的挑着扁担的大爷。
在武汉的隔离酒店里，罗璐拍下了一抹“掺了些粉色的夕阳”。“夕阳落进我心里，”她告诉朋友们，“又能感觉到美好了。”她也会因为来送生活用品的外卖小哥给她的“欢迎你回家，祝你隔离生活一切顺利”的信息而眼眶湿润。
她唯一感到愧疚的是对自己的猫，她只能将猫寄养在热心的同事家。
罗璐的一个朋友也决定回到家乡休整一段时间。朋友开始不习惯没有扫码的公交车，看到路障会联想到封控隔离时的栏杆，特别想交新朋友，出去理发回来，强迫自己没有用免洗搓手液洗手。
解除7天集中隔离后，罗璐还要在家里进行7天健康监测。尽管还不能出门，但她已经开始策划和男朋友去云南的旅行了。他们一起从武汉出发之前，男友还会和她家里人一起吃个饭。
她的生活好像可以短暂地回到居家前的状态：恋人不讨厌了，也不会质疑彼此了，能出去玩，吃到好吃的，坦然面对工作里的压力和加班，并从中获取快乐和成就感。
她想在武汉找不同的朋友出来聊天玩耍，她觉得上班后能交心的朋友很少。她感慨，“都市里的年轻人，都挺孤单的。”
李悠然开始回到公司上班，她羡慕罗璐，“回家对于打工人来说太有诱惑力，但也太奢侈了。”她在上海搬过两次家，都是和陌生人合租。这次疫情，她“第一次和室友说上了话”。室友做巧克力可颂，分给她做下午茶。6月1日那天，室友张罗着一起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吃饭，吃饭间聊“王心凌男孩”，偶尔会陷入没有话题的尴尬。
上海解封一周后，李悠然邀请朋友一起去郊区的家庭农场采摘。太阳晒不晒、咬人的虫多不多她都不想考虑了，只想到人群中去——“总有一种心态就是，今天不出门，明天就不一定能了”。但朋友婉拒了，因为太长时间没出门，朋友觉得“看到人就很恐慌，需要时间慢慢适应”。
“尝试去接受自己的焦虑，越想控制就越会失控，我们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就焦虑着，然后看看他会怎么样，”徐凯文说，“如果你期望疫情明天就消失，那你明天肯定会失望。所以降低期待值，看看我们的适应性会不会更好一些。”
他提到，今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典礼上，校长介绍了一项研究，“说谢谢”是非常有利于大脑健康的。我们既要学会面对很多情绪，又要不被这些情绪控制我们的判断和大脑。
“我们要比以往更爱彼此，爱具体的人和物。”罗璐说自己今天的愿望是——“希望今晚小区的每个人都是阴性。”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璐、李悠然、陈晨、赵彤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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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预知未来的我 时间: 2022-6-22 09:55
标题: 回复楼主天涯过客
很多人每个月赚钱一万多，剩下没有多少钱。主要是大城市的房租比较高，还有很多费用。每天不断的忙忙碌碌。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本帖来自微秘

作者: 小扇子 时间: 2022-6-22 10:22
阿弥陀佛

作者: 云公子 时间: 2022-6-22 11:07
标题: 回沙发预知未来的我
为了卖自行车。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作者: 黑煤面子 时间: 2022-6-22 19:11
我有个亲戚，二十年前跟着女儿到了北京，女儿买了一套房，后来因工作需要钱又把房卖了。
儿子也跟着去了北京，现在儿子已经快四十岁还没车没房没成家，如果他们和儿子不去北京，老家买房比较容易，十来万就能买车，现在儿子应该早成家了。
而今他们已经六十多，在北京显然也没什么优势，指望儿子赚来车钱房钱老婆钱肯定不现实，他们回老家也不能干什么了，老两口心理还总为儿子单身而苦恼，但只有苦恼了，转眼儿子也就四十岁了，在北京恐怕找带孩子的二婚都不容易，回老家找也没房没车，现在看来是困在那而了。

作者: 小扇子 时间: 2022-6-22 19:29
标题: 回5楼黑煤面子
我也有个人亲戚在大上海都30多岁了。没有成家更买不起房子。他是高材生回到我们本地浪费人才。但在那边也买不起房子。娶不起媳妇的。
回来吧？似乎也没有前途。
实际上在我们当地他目亲有一套房子。娶个媳妇是没有问题的。f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2-6-23 09:19
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旅行和聚餐都因疫情被暂时取消到郊区去，到户外去，是城里人最后的肉体和精神归宿
北京朝阳区与顺义区之间，纵贯着一条河流，名叫温榆河。河岸这两年铺上了草坪、绿道，环境整饬一新。今年开春以来，每个周末和节假日，温榆河两岸都像长蘑菇一样撑起一顶顶帐篷，延绵数公里。市民们扶老携幼带着狗，在河边度假。河畔开满紫色的二月兰，即将进港的飞机低空飞过，在河面投下倒影。清明假期，定居北京的歌手王啸坤在抖音热情地推荐过这里，“千万不要再去那些人挤人的地方，路边一停车下来就是，”他伸开双手拥抱空气，“真舒服，真舒服??”
东三环的亮马河已经成了北京的塞纳河，聚集着半个城市的年轻人；而东五环外的温榆河畔，则是北京的上野公园，是家庭聚会的地方。
到了5月，北京有一阵取消堂食，来河边野餐的人更多了。很多人连帐篷也不带，只用一张天幕撑起一个下午的阴凉。更简洁的人，就在河埂路旁支起简易的炉子烤肉，或者坐在野餐垫上吃吃熟食。当精致露营、风格露营或野奢露营在各城市甚嚣尘上之时，温榆河边的露营和野餐，却既不精致也无风格更不奢侈，只跟“野”字沾点儿边。此地的主流帐篷是三四百块一顶的迪卡侬馒头状的快开遮阳棚，烧烤炉锈迹斑驳，没有人举着相机拍美照，也没人对着手机直播。人们朴素地相聚在河边，实在只是因为没处可去了。
在这个单调的春天和初夏，旅行和聚餐都因疫情被暂时取消。到郊区去，到户外去，成为城里人的肉体和精神归宿。
作为旅行的替代，那些传统户外运动正在城市周边的山野中兴起，从爱好者群体拓展到普通市民。徒步、登山、骑行、攀岩、垂钓、探险??以及露营和野餐，有多少并未接触过户外的“小白”，在这一年春夏时节采购装备，一身运动装束，进入城市附近的荒野。
“此时不骑，更待何时”
5月下旬，黄国松骑着自行车走了一趟昌平慈悲峪线，绕十三陵水库而行。此行主要目的是练习爬坡，100公里的路线骑下来，痛苦得“绝望”。这是他的爬坡初体验，一个月前他才开始骑行。他并不热爱骑车。
对他而言，骑行只是健身的替代品。5月，健身房因为防疫关门了，为了填补空下来的时间，并保持运动量，他入了骑行的坑。他的车是一位朋友前几年留给他的二手车，3000多块钱的入门款美利达公路车，通体漆黑。
黄国松更喜欢城市夜骑，晚上9点多出门，在城内骑两个小时，行程四五十公里。有时从北边的鸟巢骑到南四环，再沿中轴线直插回来；有时骑到西边的新首钢大桥，眺望冰雪大跳台；有时在东城的胡同里转圈。他从未见过如此反常的北京夜色，王府井、三里屯等繁华商圈灯光暗淡，但商场前的广场上热闹非凡，像开运动会一样，打网球、打羽毛球、跳绳、玩轮滑和陆冲板的都在挥汗如雨。三里屯太古里的广场上，人们都穿着松松垮垮的运动服，“不像以前穿得光鲜亮丽，一群大叔举着相机街拍，现在风景完全不同。”
骑行是4月以后在北京走红的。当月上海因疫情全域静态管理，寸步难行的压抑通过互联网扩散开来；5月，北京越来越多的小区遭遇封控。商场关门、演出取消、公园关闭、游乐场封闭、堂食暂停、学校停课??户外活动成为最后的去处。黄国松清明节开车去郊区转山时，山里人还不多，5月再去，骑行道上都快堵车了。来回100公里以内的妙峰山、戒台寺、潭王路、黑山寨等线路上，满脸兴奋的“小白”比比皆是。
这个春天，骑行圈里弥漫着一种“此时不骑，更待何时”的情绪，担心自己随时可能被封控，所以趁着还能出门，赶紧骑车上路。北京骑行爱好者林好男今年4月的骑行里程接近1700公里，爬升1万多米，双双达到7年骑行史的新高。4月之后，骑行组织停止召集集体活动，坚持上路的骑友要么独行，要么以两三人小规模团队出行。林好男说，两位骑友碰头，会互相出示核酸证明，自证阴性。“现在不骑的话，可能过两天突然就不能骑了，一种强烈的未知感和无力感催着你出门。”他说。
2020年10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亚丁风景区五色海山脊，海拔4700米。摄影/闫皓白
阅读和骑行是林好男的两大爱好，在这个特殊时期，两者都延伸出特殊的意味。他将阅读看作是内心的流亡，而骑行则是外向的抵抗，后者更易被环境威胁。因此对他而言，在这个时间节点上，骑行的优先级要先于阅读。
4月，在骑行房山“六石-红井”线那晚，他跟同伴在漆黑如墨的山路上，借着前灯反爬松树岭回城。停在路边休息时，同伴突然让他抬头看看。“看见北斗七星了吗？”同伴问。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位同伴是在路上偶遇的，强烈拉拢他一起去红井路。在林的计划中，“六石-红井”本该是两天的行程，他加入了这个疯狂的任务。“当天的旅途中，他不断聊起经过的村庄有何历史变迁，太行山与燕山的形貌又有多大不同??”林好男回忆说，“重要的不仅是骑行路上遇到的有趣的人，还有它带来的强烈暗示：保持乐观，保持好奇，不要让生活的疲乏与荒谬战胜自己，至少要抵抗得更久一些。”
越来越多的日常行为被归为“非必要”，作为旅行、聚会、聚餐、遛娃替代品的城郊户外活动，就成为某种程度的必要。
“我觉得户外会越来越热，太多玩法还没开发呢，徒步、登山、露营、骑行、越野跑、冲浪、潜水、帆船、桨板、皮划艇、攀岩、攀山、滑雪、钓鱼、高尔夫、骑马??”说这段“贯口”的时候，李轩刚刚将新到货的钓鱼竿拆箱，在店里上架。他创办的James outdoorlife户外品牌店位于北京顺义天竺保税区，临近首都国际机场，主营露营装备，现在扩展到徒步、钓鱼等品类。6月1日下午，一个小时之内，就有四拨朋友来到店里看装备。
林虹也是朋友介绍过来的。那天下午3点多，她带父母和儿子来到李轩的店里，他们家今年开始置办露营装备，已经买了“一室一厅”的帐篷、两个床垫、折叠桌椅、炉具等，花费近万元，这次想找几把更舒适的椅子。这些东西差不多已经塞满她家的SUV了，但她还想买一台车载冰箱。
疫情后，她常跟朋友在郊区聚会，称之为“荒野聚会”，有时也在朋友郊区的小院里开篝火晚会。初次买装备时，她随便预订了一些，后来在朋友的专业指路下，换成了全套国际知名户外品牌，一个800块钱的桌子换成了1800块钱的。她觉得疫情过后，露营也不会停止，装备会一直用下去。“我们没在郊区买房，这些装备相当于在郊区有了一室一厅，这么一想，还挺划算的。”她笑着说。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产之家，夫妻在大学当老师，有定期海外旅行的习惯。日渐殷实的经济状况，带来上升的生活品质追求，当疫情搅乱了这一切，撕碎了旅行计划，城郊户外活动就几乎成为中产生活的一项标配。
“表面上是露营、烧烤，背后其实是家人和朋友周末团聚的精神需求。同样的，户外运动也反映了大家探索世界的需求。”李轩总结道，“这些需求不是悬浮的，是立得住的。”
5月17日，张清扬登顶了人生中第一座雪山--云南哈巴雪山，海拔5396米。她37岁，定居深圳，在互联网公司担任资深人力资源管理职位，也是一个9岁男孩的妈妈。那天天气极差，向导说是罕见恶劣天气，但她决意一试。此前两次雪山之行她都止步5000米海拔之下，这次一定要突破极限。
2022年5月，张清扬登顶云南哈巴雪山的装备。这是她开始登山三年来第一次登顶成功。图/受访者提供
最后几百米，队友们陆续下撤，决定性因素是手套。他们的手套都湿透结冰，继续前行会冻伤双手。而张清扬在标配的一厚一薄两副手套之外，额外带了一副厚手套，最终护卫她登顶。同行五人中，只有她抵达了刻着“5396米”的木牌。
为数不多的几次登山，都遗憾地遭遇了坏天气，她从未见过传说中雪山之巅“一眼万年”的美景。可即使是风雪满天、雾锁重山，在她眼里，已然是不虚此行的奇观。
张清扬有三年户外经历。2019年5月，她跟随领队第一次涉足雪山，爬到4800米海拔时，狂风骤起，另一支队伍中有人滑坠，领队决定原路下撤。这次未完成的哈巴雪山登顶，是她户外生涯的起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她的户外生涯在疫情两年里见缝插针地起步，每个五一、十一和暑期，她都在户外，登过四姑娘山二峰，完成了环青海湖骑行、洛克线徒步、梅里北坡徒步。“每次从户外回来，我都觉得自己又版本迭代了。”户外是她为自己找到的获取内在能量的新方式，“尤其像这次疫情，突然冲击人们的日常生活，普遍焦虑的情况下，你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登山能给我这种动力。”
2021年10月，张清扬在梅里雪山北坡徒步。图/张清扬
登山是最为经典的户外运动项目之一。18世纪的欧洲，因探险和科考而生的登山、穿越和徒步，开启了现代户外运动。中国于1956年成立国家级登山队，背负国家任务向珠穆朗玛峰发起冲击，而民间的登山队迟至上世纪80年代才出现，中国民间户外运动至今不过30余年历史。
在深圳，登山正成为一项群众性运动。深圳周边并没有千米海拔的高山，但疫情之后，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将周边十座山峰打包成“深圳十峰”概念，鼓动起群众性登山热潮。在小程序里打卡十峰的人数已超33万人次。深圳十峰上还出现了一支醒目的童子军，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爬山，也有公司组织专门的儿童登山活动。山，成了“双减”之后孩子们的新去处。张清扬9岁的儿子已经达成十峰全部登顶的成就，曾经分头补课的小伙伴，现在时常在山里相聚。
被疫情激发的户外运动潮，并非单纯出于对大自然突然而来的热情，首先是来自对行动自由的珍视，以及被压抑的社交需求。疫情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城市生活的脆弱和狭隘，而广阔的原野，蕴含着自由与生机。
2020年之前，张清扬常常去海外旅游，她觉得旅行是“由外而内”的过程，将看到的风景内化为记忆；而户外运动则是“由内而外”，在与身体的较量和内心的对话中获得感知，两者对她都不可或缺。而在海外游停滞的几年，远离城市的户外运动，实际上也成了旅游的平替。她说，一些东西丧失之后，才会发现它的可贵，所以现在有机会走出去的时候她都很珍惜。
对骑行新手黄国松来说，骑行不仅是健身的替代，同样是旅行的替代。他是重度旅游爱好者，周末很少待在北京。疫情之后，他花4999元买了航空公司专门开发的“随心飞”套餐，随时抢票出门，半年里跨省旅行三四十次，飞遍大半个中国。最近半年他足不出京，但心里“每时每刻都想出去”，骑行只是无事可做时，不得已的选择。
疫情让生活陷入一种不确定的临时状态，出门这件小事变得重要甚至奢侈。此时此刻，户外运动给予人的自由感，在反衬中被急剧放大。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城里很小的空间，当你骑到六环之外，会看到一个不像北京的北京。眼前的道路是无限延展的，那是一个自由的时刻。”林好男说，当他晚上再骑回高楼大厦和红绿灯的世界，反差感非常强烈，就像刚刚完成了一次旅行。他最初喜欢上骑行，是因为能快速地逃离日常生活。他是一名互联网公司资讯编辑，每天坐班8小时，经常上夜班。只要跨上公路车，出走50公里，就能抵达一个开阔而陌生的地域。与其他运动相比，骑行只需要一辆车和一个好天气，极具自由精神。接触骑行之前，林好男的爱好是登山。他觉得骑行和登山各有动人之处，骑行比登山走得更快、更远，与自驾相比，骑行又是以肉身进入自然，用全部感官接受自然的信息。
“身处峡谷，哪怕只是片刻，你便能感受到人类有限的感知和善变的臆断。百年、生命、年代、春秋、昼夜、心跳，这些你熟知的时间标记在此处消隐无踪。”英国作家罗伯特·麦克法伦曾在英伦群岛上寻找荒野，在《荒野之境》中，他如此描述置身荒野的感受。他接着写道：“峡谷外那个充斥着商店、学院和车流的繁忙世界，似乎不复存在，就连我的家人、故乡，还有硕果满枝的苹果园也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自由的另一面是孤独。无论在雪山还是荒野，户外运动多数时候都是一件孤独的事。张清扬说，就像苦行之旅，只能跟自己对话，在克服困难中感受内心的变化。为什么会喜欢上孤独的运动呢？她觉得，户外运动让她真切地感觉自己强大了起来。“这种强大是真实可见的，不是鸡汤，当你凭借充分的准备和坚定的意志力，实现了看似不可能的目标，那种力量是很真切的。”作为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中层，这几年的工作并不省心，她需要内在能量的支撑。
另外一些人则与她完全相反，走入户外的动力之一就是社交。
十多年来，年轻人的社交性娱乐活动迭代了数次。一开始是雷打不动的“吃饭+唱K”；后来，桌游、密室逃脱、剧本杀等室内活动取代了KTV；现在，户外运动因疫情和社交网络走红。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领队徐思朋感受明显：近两年加入的徒步者，“从小红书过来的不少”。社交网络让一些户外运动火成了社交货币，在线社交日益熟稔的年轻人，其实正在逐步丢失线下交友的渠道，户外运动成为一种新潮的补偿。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则不无得意地说，糖粉俱乐部里已经结成了八对夫妻。
今年5月28日，一段妙峰山深夜飙车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夜色中，两辆改装汽车在狭窄山道上追逐，引擎声震天。视频传开5个小时后，北京门头沟警方控制了两名嫌疑人。这段妙峰山山道在北京颇有名气，是摩托车和自行车骑行圈里的经典线路，也是天然的段位标尺。
妙峰山上有一段21公里的上坡段，60分钟之内爬完坡，为大神级别；60到90分钟左右，是高手级别；90分钟以上，算一般水平。2014年第四届环北京职业公路自行车赛中，国际自行车联盟将妙峰山坡段的难度定为“hc”，这是世界最高难度等级，官方盖章让妙峰山在北京骑行圈拥有了秋名山一般的地位。骑友们根据妙峰山坡段的成绩为自己测定段位，骑友群发布招募启事时，会注明是“休闲局”还是“大神局”--“休闲局”往往以社交休闲为目的，而“大神局”意味着这是以竞速为目标的高手过招，将会苦不堪言。
这些户外局大多由各项运动的俱乐部发起。北京户外运动以民间自发组织为主，日常性地在京郊举办；而官方部门则会组织规模更大的活动，往往具有节庆性质。
疫情之后，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的微信群扩充了五六个，增员两三千名，增速翻番。“没法儿去外地了，好多人就来徒步了。”北京徒步者CLUB俱乐部领队徐思朋说，北京各类徒步俱乐部、组织至少有100多个，北京徒步者CLUB群友就有近1万人，是规模较大的一个。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说，北京成规模的骑行俱乐部至少有几十个，成员三五百人，车店发起的俱乐部则有多达千人，而更小的团体和专项车队更是每天都在生长，难以计数。
户外运动暗藏危险，组织者时刻紧绷着弦。雪灵介绍说，骑行活动的准备非常繁琐，要掌握路线情况和交通信息，要预判天气的变化，还要了解每个参与者的体能、经验和最近的身体状态，“安全永远是第一。”北京徒步者CLUB则每次都会为参与者购买高额意外险。
周末到来前，北京徒步者CLUB在小程序里发布数条徒步线路的人员征集，每条线50人封顶，由领队带领，走向郊区。他们设计了一个强度公式，代入里程、爬升、路况、负重等数据，就能算出线路的运动强度，从而确定出休闲、初级、中级、大强度几个等级，以分类招募徒步者。最近，他们规划出一条名为“太行之巅”的大强度路线，串联京郊2000米海拔以上高点，贯通140千米，计划用时一天一夜，只有体能与经验俱佳的高手方能参加。
2022年6月12日，北京徒步者CLUB组织花家窑子长城线路徒步活动。图/北京徒步者CLUB
大量新手突然涌入户外运动圈，令资深户外爱好者们喜忧参半，忧的是安全问题。
越来越多的户外爱好者热衷于拍照打卡，那些带着滤镜的照片和视频，将“小白”们吸引到荒野之境，也带至危险边缘。去年，在深圳七娘山，一位登山者为了登高拍照，失足掉落100多米深的悬崖，救援队找了两天才找到遗体。深圳市登山户外运动协会高级户外教练谢孝军当时就是救援队的一员，他对以拍照为目的的登山行为深恶痛绝。“照片展示给你的是最美的一面，但它不会告诉你，为了拍出照片你要经历什么危险，有多少人摔下去过。”仅他所在的救援队，一年就要出动三四十次。
谢孝军说，绝大多数登山事故都出自人的无知。“登山不是两脚走路而已，是个系统工程，希望大家能有这个意识。”他强调再三。去年6月，他带队攀登广州从化一座几百米的黄茶园山，途中起风下雨、气温骤降，还好他出发前提醒队友带了羽绒服，避免了失温。“6月份在广东要穿羽绒服，没人能想到吧？”他每次登山都会带一件薄羽绒服，以及雨伞、头灯、手电筒，这些小玩意儿可以救命。
谢孝军提醒，登山至少要四人成队、两人同行，切不可单独一人。“比方说一种很简单的情况：你脚崴了，又没有信号，怎么办？如果有人同行，就没问题。”他建议登山者都要参加专业培训，很多登山多年的人都缺乏必备知识，没遇到危险情况只是运气好，“但你运气不可能总这么好吧？”
骑行的危险在于速度，速度的快感与危险，只有一线之隔。无论在空旷的山路还是拥挤的城内，危险都相伴而行。在山里放坡路段，老骑手会冲到80公里时速，北京环路的汽车最高限速也就是80公里，谨慎的新手也会达到三四十公里时速。北京糖粉骑行俱乐部创始人雪灵亲眼见过两个骑手在山路上高速相撞，幸亏戴着头盔，只造成轻微脑震荡。资深如他，也只敢骑出三四十公里时速，但他见过胆大的新手飙得飞快，看得心惊肉跳。
而在城里，骑行的危险因素更多、更复杂。2017年，雪灵骑行时，前方一位共享单车骑手在路中央突然下车，然后推车向左逆转，左后方的雪灵血压飙升，瞬间捏死车刹。一秒钟后，他已经躺在地下，左臂骨头断成三截。半年康复期内，他采用运动员的运动康复法，每天忍痛撑直胳膊，把刚长起来的组织撕开，避免“长死”。就像用刀子割自己，每天一次，他的胳膊才得以在康复后完全展开。“鬼知道那时候经历了什么，”他痛苦地回忆，“所以我不希望任何人再经历这样的痛苦。”
康复之后，他就组建了骑行俱乐部，希望用自己的经验教新手安全知识。人们往往将变速车骑行与共享单车或普通单车骑行等同，其实并不相同，变速车危险性远远高于普通单车，“如果你没有形成肌肉记忆，速度起来后来不及操作，要么撞车，要么翻车。”而城市道路规划也并非都考虑到骑行需求，专为休闲建设的绿道，往往将自行车拒之门外。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前几年跟主管部门交流，发现当时的共识是，绿道只服务于走路和休闲。近两年情况正在改变，比如北京朝阳区正在建设138公里贯穿公园的绿道，可以骑行通过，“最近国家部委发布的8万公里绿道政策里，就有骑行通过的说法了，当然还需要更多的部委来支持。”杨新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每一项户外运动都有风险，即便是看似休闲的露营，也潜伏着失火、一氧化碳中毒、湿气、涨水等危险。玩家一窝蜂涌入，但有效管理尚未覆盖之时，正是亟须警惕的危险高发期。
2019年7月，印度尼西亚林贾尼火山2天1夜露营，凌晨3点起床冲顶火山口，海拔3200米。摄影/闫皓白
充分准备、量力而行、逐步进阶，新手应该循着这一路径投身户外运动。虽然对装备有深深的迷恋，但李轩并不提倡做“装备党”，他对户外新手的建议是：先走出去，从野餐开始。就像温榆河畔的“迪卡侬式”露营者，在长安街上，也不乏相约扫一辆共享单车夜骑的人，同样快乐。
李轩觉得，当下的户外文化仍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实你弄个蛇皮袋野餐也行，不用在乎别人怎么想，自由一些，返璞归真一些，不要轻易被那些照片给‘勾引'。”
如今，户外文化被舶来自西方的几项运动所框定，要知道，那些主流户外运动和休闲方式的诞生，均与彼时彼地的自然环境、社会发展乃至精神面貌直接相关。欧洲的户外运动是冒险精神的外化，美国的露营由房车普及直接拉动，日本人对帐篷的亲近，则与应对多发灾害而锻炼的生存技能一脉相承。
户外本是一个无限广阔的空间，在中国传统中，亦能追溯到对山水田园的天然亲近。文旅专家、美学内阁创始人莫克力有一个缥缈的期待，或许中国也能发展出更亲近我们自身的户外方式，比如采摘和劳作，她笑着说，“因为我们来自农耕社会，劳作会让我们产生亲切感和安全感。”
（应受访者要求，林虹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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