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

断线的木偶

楼主 断线的木偶说：
并非开头
（从一百年前，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大约一百多年前。清朝光绪皇帝载湉登基不久。是一个月黑夜。
在北京北城，离钟楼、鼓楼不远的一所贝子府中，忽然有一声凄厉的惨叫。
贝子虽是逊于亲王、郡王、贝勒的第四等贵族，但那府第也颇为轩昂华丽。值夜的仆人和巡更的更夫听见了那声转瞬即逝的惨叫，慌忙行动起来，点燃了许多摇曳着红舌的蜡烛，动用了若干盏羊角提灯，立即在全府中进行了紧急巡查。回廊曲折、花木蓊翳的后花园自然是巡查的重点。
天上没有半点星光，阵阵小风掠过，厅堂檐角的“铁马”发出杂沓的音响。
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
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邸宅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和物。
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需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亮便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禳解。
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着府墙打更。
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蛋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
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所房屋渐渐显出了它们的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它们那雄伟的轮廓。
鼓楼——又称谯楼——上，传来交更的阵阵
鼓声，打破了这夜空的寂寥。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
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样，并且同它的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
天光渐渐放亮。
随着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沉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着；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着铁皮的车轱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着街巷吆喝：“箍桶来！”“收拾锡拉家伙！”……卖花的妇女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拣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什不闲”乞丐，打着小钹，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而最古怪的是卖鼠夹鼠药的小贩，一般是两人前后同行，手里举着一面方形白纸旗，上头画着老鼠窃食图，前头一位用沙
哑的声音吆喝：“耗子夹子——夹耗子！”后头一位用粗嗄的声音相呼应：“耗子药！花钱不多，一治一窝！”……
钟鼓楼西南不远，是有名的什刹海。所谓“海”其实就是浅水湖，一半种着荷花，一半辟为稻田。据说因为沿“海”有许多寺庙庵堂，所以得“什刹海”之名。“什刹海”又分前海和后海，二“海”之间，有一石砌小桥，因形得名，人称银锭桥。银锭桥畔，有一小户人家，专卖豆汁。
豆汁并非豆浆。将绿豆用水浸发后，磨成原汁，使之发酵，分解出可供制作粉丝的淀粉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味道酸涩的一种浊液，便是豆汁——未学会饮用者，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仅啜一口便不禁作呕，然而老北京们却视它为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嗜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漂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
京人，虽然早已遍尝世上各种美味佳肴，但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愿望之一便是：“真想马上喝到一碗热豆汁！”
话说当年银锭桥畔那家小铺，所卖豆汁极有口碑。经营者为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实夫妇，他们的豆汁发得好、漂得净、质量醇正，而且经营有方，为顾客们想得极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没落的旗人老太太，为了节省几个铜板，到了店铺并不买那热好的熟豆汁，而是买下生豆汁，用陶钵装回家再热熟了吃——店主夫妇对她们也一视同仁，笑脸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热豆汁时，讲究吃这么几种东西：咸菜、焦圈、烧饼。这家店铺的咸菜颜色正、模样俊、味道香，咸菜丝有辣的、不辣的、宽条的、窄条的几种，而且还供应用苤蓝切成的骰子块，浇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镇，随要随取，真是粗菜细做了。那焦圈炸得不温不火，金红脆薄，夹在层次分明、芝麻粒盖面的芝麻酱烧饼中，就着喝那热豆汁，对嗜好者来说，真有销魂
夺魄之感。
但就是这对卖豆汁的夫妇，前几日却惨遭不幸。
他们有一独生女儿，年方二八。父母钟爱此女，既不让她“当垆”，更不令她制作，宠为掌上明珠，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这女儿长得十分美丽——自然是按当时的审美标准衡量。她有着一张鹅蛋脸，双眼细而长，鼻梁平塌而鼻头圆白，一张地道的樱桃小口，上唇的轮廓线呈明显的M形，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
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着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时，已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岸柳如丝，拂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得站在湖边，娇喘微微，同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儿，便到银锭桥了。
不料事情坏就坏在她们娘儿俩那一歇。
她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着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着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着红布条儿，大有古人所谓“青旗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十二开间，全都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
偏偏那天有一佻?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
那佻?男子，便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即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绉衣服，随身总带着一把铁股大折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面画着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十指上起码戴着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须钩的
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怡悦地歇息时，她万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她穿着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着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频频伸出纤指，理着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袅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贝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
当那姑娘同母亲回到家中，夫妻父女还来不及叙谈时，贝子已在一群侍从簇拥下，闯入了他们家中。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不得不屈从。
谁知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地回避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
惨剧便发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怜的姑娘！同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牖后，那姑娘对着一面当年价格极昂的玻璃镜子——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着，父母亲闻声慌忙从滤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着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着钟，什刹
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像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着。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号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着美玉的便帽，手
里拿着一根镶着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着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帮着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着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几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着——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
写着十六个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第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
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着。
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后来同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爿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不知尚有余痕可辨否？
那座贝子府，据说如今成了一所中学。当师生们处在笑语喧哗的校园中时，有谁还会想
到，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黑夜，在那阴森森的府邸中，曾出过那么一桩怪事：有一位放荡无忌的贝子，在门窗密合的情况下，被人剜去了双目，发出过一声凄厉可怖的惨叫……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佐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像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着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涵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
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着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灰瓦。
钟楼在后，灰墙青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着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
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
?
第一卷
卯
（晨5时—7时）
1.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着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底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着大腿笑着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着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着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着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捋不清。不仅像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
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字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
正当卯时?。薛家住着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着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干……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
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儿。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着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着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着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着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上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着媳妇时，她却肯定不
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着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伙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像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着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囍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囍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着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着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囍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
“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着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
“那我就弄糨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糨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1976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着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着这融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着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着。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
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50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30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着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着去上班。公共汽车、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伙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
被动地随着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伙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着这里，它们也许在沉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
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着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着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着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着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
喝上二两白干。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着脸，瞪着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
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着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1972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1973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着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两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瓷瓶、瓷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沉着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享着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
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遇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着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伙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伙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
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伙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捡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
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着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做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嵇老师床上，抽着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着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像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料立体梳，慢慢梳理着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宫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
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1924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腚摇铃’的人；‘腚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着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着，前头打着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
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1919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沉着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
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着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两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着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伙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着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着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熘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瓷盘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着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哪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
“甭跟那起人置气?，”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
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二十个大瓷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凉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掉到地上碎成几瓣；大伙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着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
3.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
风吹铁马乱人心。
痴心的人儿你休怨嗔，
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
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着《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着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着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
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予倩演出风格的特点，与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着？啊，对了，有说“这玩意排出来能叫座吗？”有说“编新不如述旧，只要有人买票，咱们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是呀，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智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地糅合进去，创造出一种她所谓的“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儿会是个什么行情，也真难说！不过，她可不甘心总是《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木兰从军》，她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她渴望着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
望着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呀，难！其实她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像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铠竟也来阻拦。当然，他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智珠怎么克化得开啊！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晚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
快走拢院门，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见的字，和现在看见的不同；今天的黄底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梅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倘若他们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哇！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她家住在进大门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门斜对着进里院的垂花门。她轻轻拉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在门边，然后对着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着她那浓密油黑的头发。
她家住着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她练功用的。东边一间她跟爱人李铠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着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
她听见西边有咳嗽声，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帘，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着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迟，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着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
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寄水写的一本《司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读了十来天，却还只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澹台智珠进去时，公公已经穿妥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声问公公：“您着凉了吗？”
公公又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说：“不碍事。家里存的有枇杷露，一会儿我倒出点喝，压一压准好。”
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她心里头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
公公显然是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脚离去。
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司棋》来，对澹台智珠说：“你要排新戏，何不就拿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声回答：“爸，您当有个题日，就能开排吗？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她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后，也就作罢。她意识到——公公想对她说的，绝对不是这关于新戏码的事。
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昨儿个晚上……李铠他……又跟你闹别扭啦？”
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朵背，到底这三间屋通着，她昨晚上跟李铠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她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唉，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您别操
心！”
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铠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算是怎么回事？我们老人听着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影响？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唉，放着好日子不好好过，李铠你犯的什么浑啊！”
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铠身上，澹台智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她和李铠掰到了这步田地？
“爸，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帘，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一边说，“我这就热粥去。”
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过这摊事去，被李铠阻止住了。李铠坚持要澹台智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她走到
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铠住的东屋门前，她在门前愣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
李铠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沉下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翘得老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过去，用自己那尚未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铠的手臂。
望着沉睡的李铠，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得冒尖的烟头，澹台智珠心里迷乱不堪。她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
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场呢？为什么这一
切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结束，她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后门，结果，便不见来接她回家的李铠的身影。
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以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志们也转眼便各奔归程，可是当她走拢“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铠的身影，她呼叫、跺脚，急得干哭，竟仍然没有李铠出现，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公共汽车已经过去，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
冷风钻进澹台智珠的围巾、领口、袖口，她浑身哆嗦，刹那间，她觉得平日她所看重的
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她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
……猛然间，从岔胡同里蹿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澹台智珠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却分明是李铠。
“你……你为什么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凑上去打他两记耳光。
李铠却更其仇视地瞪着她，质问：“你为什么卸完装还不出来？”
澹台智珠解释说：“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
李铠粗暴地打断她，恶狠狠地、一泻无余地说：“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着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家
去？”
澹台智珠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她流着眼泪，嗓子眼里噎着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愤激地辩驳说：“你别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辈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理都不愿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了这样？！”
……她决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她坐到了后座上。当他驮着她骑回家时，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她觉得陌生、冰冷。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沉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俩头挨头的12英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
“……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
坐下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没脱，坐到沙发上，对李铠说。
李铠直到她说够三个“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便立即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当澹台智珠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她怎想得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她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她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她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她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瘟同样令人不快……”正当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作为“封资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
天她趁着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她没能死成，她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沉、痛苦、绝望……又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企望……1977年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哑得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显阔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得又可以像当年一样地满台扑跌；到了这一二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七成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不时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她录音并讲话，电视台请她录像，唱片社为她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拉她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新的评论说：“按说她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她靠着厚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
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斧凿痕迹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1973年，也就是她自杀未死的五年之后，结婚成了家。当她从戏校毕业时，她曾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非一句戏言，那意味着她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当她1972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当包装工时，她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她介绍了李铠，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李铠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着那双湿润的眼睛，她萌发了对李铠的爱情，她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她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叫作丈夫的人。
……1976年年底，又一次“落实政策”，她回到了剧团。1979年春节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迎着观众踏上红氍毹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铠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她总是演大轴戏，戏散得晚，李铠就总到剧场后门等着她，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开始，李铠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没有及早察觉，李铠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编辑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
那位女编辑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小生的吗？唱须生的？”
澹台智珠告诉她：“他不是演员……”
那位女编辑仍旧大声地问：“他是场面上
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诉她：“他不是我这行的。”
该女编辑竟还要大声地问：“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他在工厂。”
死心眼的女编辑不知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又大声地连问：“啊，在工厂工作？哪个工厂？工程师？技术员……”
结果是李铠从里屋走出来，板着脸对那位女编辑说：“我是车工。二级工。干力气活的。”
……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铠渐渐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并且酝酿着要排《卓文君》，
李铠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
昨晚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非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实这种争吵照例由三部曲构成。首先是双方气顶气地说一些仇恨的话，而且都归结到“干脆离婚”这样一个命题上；然后，便都极其不冷静地互相追究对方的错误，明明对方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绽”来加以推翻；当双方都被这种既无味又无望的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总有一个人，而且往往总是开头最蛮横最强硬的李铠，突然崩溃下来，要求和解……昨晚也是这样。当澹台智珠头脑已经发木，只是固执地质问李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李铠却突然一下子扑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紧紧搂住，狂乱地用火烫的嘴唇亲着她的脸、眼睛、额头、鼻子和嘴，喘得像头熊似的呓语般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
澹台智珠挣扎着，拼命想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不爱你，不爱不爱不爱……你杀了我吧！”李铠却突然又一下子“扑通”地跪在她身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双腿，把脸埋到她大衣的下摆上，闷声闷气地哭泣着说：“智珠……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要我怎么着都行，可就是别离开我，别……”
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赶忙把李铠扶起来，紧紧地搂住他那粗壮的身躯，安慰他说：“你该有多傻！多傻！我爱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我怎么会离开你？你为什么想到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于是他们上床睡觉。李铠像一个戴着镣铐的罪人，他每一个动作都充溢着忏悔和痛苦……澹台智珠尽力让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药片，并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练功，也要满足李铠的自尊心：由她来为全家
做饭，以证明她在这个家庭中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媳妇……
当澹台智珠清早从外面回来，见过公公，坐到仍在沉睡的李铠面前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创痕却永难完全平复……而造成李铠那种心态的外在因素，却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听到有一种呼唤她的声音，她站起来，定了定神，这才听出是里院的薛大娘在门外叫她。
她赶忙走了出去，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的神情体态调整成欢快活泼的模样。
“哟，薛大娘，快进屋坐！我这正想着给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门便主动对薛大娘这么说。
“不啦。”薛大娘拉过她一只手，端详着她，无限爱慕、无限信赖地说，“智珠呀，我有
个事要劳你的大驾啦！”
“什么事呀？薛大娘，您尽管说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应答着。
薛大娘先唠叨了一番：“你看我们家今天的事儿！一大早就不顺心。我们那昭英都这时候了还没影儿！好容易托人请了个同和居的大师傅，谁知又说有病来不了，临时支派了个愣小伙子来应付我们……纪跃他这才刚起，那西服裤子才上身，就给溅上了洗脸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还那么毛手毛脚没个稳重劲儿……我急得这心都快蹿到嗓子眼儿了，可我们那老头子还不紧不慢地迈着方步，磨磨叽叽地说什么‘甭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领，只好微笑着问：“我能帮点什么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着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着她那只手的手背，诚心诚意地说：“智珠
呀，你是个‘全可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越唱越红……今天我们昭英迎亲去，想请你也陪着辛苦一趟……”
没等薛大娘说完，澹台智珠便干脆利落地答应说：“那有什么说的！什么时候去，您让昭英来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干干净净，打扮得喜气洋洋，给您把新媳妇妥妥当当地接进新房！”
薛大娘满意地转身去了。澹台智珠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戏以后，她约了乐队的几个同事来家吃午饭，昨晚上那么一闹，竟使她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她可该怎么办啊？怎么跟睡醒觉的李铠宣布这件事，恳求他不要当着那些人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家里肉也没有，菜也不够，可怎么着手准备？原本这工夫若赶紧去地安门菜市场采购还来得及，可又刚答应了薛大娘要去迎亲，说不定没多会儿人家就来叫自己出发，这可怎么是好？即使打
发小竹去采购吧，那公公和李铠难道能备出一餐像样的客饭来？……唉，生活啊，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烦忧？自己的生活，又为什么常常被别人的生活插进来搞乱？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镜子前，一筹莫展。
来自 畅游助手

断线的木偶

沙发 断线的木偶说：
4.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的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
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起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
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
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1977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
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
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着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着：“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像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
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着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着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
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以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
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
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
5.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伙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着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
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正翻着。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着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1960年生人。1960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着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像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
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着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着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1973年至1976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
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重新站到讲台上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着眼睛教了一下头像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着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像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着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
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像希望能“坦白从宽”似的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捡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着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着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
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
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1976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
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
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100%。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
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产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九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
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琤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
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
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了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锛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
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
“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
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
第二卷
辰
（上午7时—9时）
6.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呦，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着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噔”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着：“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作“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煳的气味，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着头，甩着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呼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
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
“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儿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儿辣椒末、洒一点儿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愣。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
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呼呼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着锅边，提醒着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着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径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
“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
“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詹姨光彩。
“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
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呼呼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像1958年到1966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着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像“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像1977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着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像
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
“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着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
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着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
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对象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着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词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菜，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词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态度虽然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
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了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着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
“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
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像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着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
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像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唯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
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像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呼呼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
在她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
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对象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料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
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擀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着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着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
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
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擀碎了，合弄到一块儿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着孙女小莲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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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的木偶

板凳 断线的木偶说：
7.婆媳之间的矛盾，难道真是永恒的吗？帮厨的倒勾起了一桩心事。
薛大娘一见孟昭英，气便不打一处来。
“你怎么这时候才到？你要心里头搁不下我们，你有能耐别来！”
孟昭英估计到婆婆会埋怨自己，但一张嘴话便这么难听，却颇出乎她的意料。她尽可能忍住涌动在胸中的委屈，解释说：“一早起来小莲蓬就嚷嚷不舒服，给她试了试表，三十七度二，低烧。能让孩子烧着不管吗？我心里火急火燎的，早点没吃，就牵着她去厂桥门诊部，挂了个头一号，人家一开诊就给她瞧了，还算好，心肺正常，说是感冒初起……”
孟昭英说这些话的时候，薛大娘伸手摸了摸
小莲蓬的额头，只觉得汗津津的，也未见得发热。小莲蓬叫着：“奶奶！我要吃鱼！”她看见了苫棚里钢种盆?中的黄花鱼，不禁有点馋，毕竟那季节鱼很不好买，她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薛大娘听她嚷“吃鱼”，便知她算不上有什么病，因为真要感冒起来，头一条就厌烦荤腥。薛大娘心里头忖度着孙女儿身体状况的时候，发现孟昭英身后并没有跟进来大儿子薛纪徽，不禁大声地问：“徽子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
孟昭英便告诉她：“一早就加班去了，说跑完一趟就收车，收了车赶紧来咱们这儿。”
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娘听见这话，心里只是心疼儿子，不由得对孟昭英更加反感。她尽情地数落起来：“你也太贤惠了！大礼拜天的，你还让他加班去！你们就缺那么点子加班费吗？你不知道小跃子今儿个办事呀？你成心让咱们家团不成圆是不？我一大早就到门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见影儿，敢情你打
了这么多埋伏！……”
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着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着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
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待着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着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着您那脾气，您能像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着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着三不着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着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当，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了，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代完应当给路喜纯打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
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着，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着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着；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伙儿分担着干！
孟昭英一边干着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伙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儿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
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着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愣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像对我似的呲儿?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抽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着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像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16英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
手上套着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着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着说：“嫂子您歇着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只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着的一
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相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相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相，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很乱，脸上总笼罩着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
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着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着，抱怨着，却还是随着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
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伙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
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干不净地聊着。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搬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
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着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锃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着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三至四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相吗？她穿着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着，而他穿着西服，手里攥着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像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着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
?
8.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着。按说他可以带马扎?去坐在那里，或者干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着脖颈朝胡同口伫望着。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
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着；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着：“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着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指派下每天敲着牛胯骨，沿街唱着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
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地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主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
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像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
“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
“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着我们外出念经去。”
“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着，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着念去？”
“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着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
“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着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
“我们能得着。奥金巴领着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钱。比如我们得三块，他得四块
五。”
“你不觉得那是剥削吗？他为什么拿那么多呢？”
“倒没觉得他剥削了咱。咱的经是他教的呀。《归一经》《白度母》《绿度母》《心经》他都给教会了。还有《供师经》，特长，他也给教会了。他还教会了我吹‘刚咚’?。那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叭，两米多长，只能发两个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没点力气还吹不响哩！”
“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当年过得倒挺不错哩！”
“倒是不挨打受骂。可后来那票子不值钱，棒子面都一天涨好几回价，甭说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奥金巴也不宽绰，所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
“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
信来？”
“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着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
“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
“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着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岗位上，他依然保持着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沉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
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做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固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着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着，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十七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着晚清修建的一箍节
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
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凤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像长出“萝卜花”的眼睛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
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是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作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着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着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着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着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锃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
拾掇的？他盼着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像录音带在录音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
?
9.京剧女演员只好从迎亲行列中退出。
从出租汽车里出来了三个神色仓皇的男人。他们一下车便直奔院内，对薛师傅和迎出门来的孟昭英连斜眼一瞥的兴趣也没有。薛师傅和孟昭英都不禁愕然。薛师傅正想凑拢车窗问问司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司机却开动车子，显然是要掉头离去。薛师傅一时间懵了，呆呆地站在了大门口，活像一尊石雕。孟昭英总算及时恍然，忙过去对公公说：“爸，这不是咱们要的那辆车。”
那三人原来是澹台智珠的同事。为首的一个长着一张马脸，但皮肤白皙，头发墨黑（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用染发水染过的），鬓角留得很长，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着一件织有古钱图案的赭色绸面对襟皮袄，领口没有系拢，露出里面的一条绸子
围巾，那绸子围巾是蓝底子的，上面似乎印满白色的书法作品。他便是将同澹台智珠合演《卓文君》的小生演员濮阳荪。另外两个，矮胖的一位是拉二胡的，干瘦的一位是弹阮的。他们急匆匆奔向澹台智珠的家门，恰巧澹台智珠穿好了衣服，正同薛大娘准备同到院门之外，双方劈面遇上。
澹台智珠一望见这三个人，便觉是不祥之兆。她请乐队的五位主力来吃饭，为何只来了两位？而且最主要的两位——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竟然都没有来，弹琵琶的小秦也不见影儿。而她并没有邀请的濮阳荪，偏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这不是乱了板眼吗？
濮阳荪一见澹台智珠，先耸眉惊叫起来：“哟，智珠，你这是意欲何往呀？”
澹台智珠恨不能一下子把对方问个明白，但薛大娘就在自己身边，已允诺承担的迎亲任务怎好就此推托，便对三位来客笑笑说：
“真不巧，我得出去一趟，你们先进屋坐吧，我去去就回来！”
濮阳荪并不放过她，依然表情丰富地盯问：“你究竟哪儿去呀？有什么事比咱们的事更火烧眉毛呀？”
澹台智珠只好望望身边的薛大娘，解释说：“我帮邻居点忙，给迎迎新娘子去。”
濮阳荪连瞥薛大娘一眼的兴致也没有，只是双手一拍，又伸出右手食指一转一指，指定澹台智珠说：“你呀，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
澹台智珠一惊，心情更加慌乱，不由得连问：“究竟出什么事了？你们光瞎咋呼，能不能说个明白，到底是怎么啦？”
拉二胡的那位便在濮阳荪身后说：“老赵、老佟另攀高枝啦！”
弹阮的那位也在濮阳荪一旁说：“快想辙
吧，要不咱们可就散摊啦！”
澹台智珠心里“咯噔”一下，仿佛有什么东西沉落并断裂在那里。啊，她曾有过的最坏估计，果然在今天成了现实！
薛大娘从三个陌生人一出现便感到不安，及至听见看见他们跟澹台智珠这么一说，澹台智珠那么一皱眉、一发愣，心里不由得比澹台智珠更其慌乱。迎亲的小汽车已经停在门口了，这可怎么是好？她巴不得澹台智珠撂下那头暂且不管，及时同昭英出发往女家去迎亲。可眼下的形势显然容不得澹台智珠跺脚走人。她只得赔出个笑脸对澹台智珠说：“智珠呀，那你就先把这几位师傅让进家坐吧。我们在大门口等你一会儿。你安顿好赶紧来吧！”又对那三位陌生人说：“让您三位师傅受屈啦，我们求智珠帮个忙，不一会儿就能回来。”
澹台智珠同那三位来客进了她家以后，薛大娘赶紧走到院外，使她大吃一惊的是院门口
并没有停着小轿车，只有薛师傅和孟昭英翁媳二人呆立在那里，引颈朝胡同口外眺望。她眼前不由得一暗，心想今儿个是冲撞了谁呢？怎么就没有一档子事儿顺心？……
澹台智珠让三位客人落座以后，顾不得沏茶招待，忙让他们“细细道来”。原来那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今儿个一早就让一位资历、待遇、名气都比澹台智珠略胜一筹的演员接到家里去了。虽说详情不清，但那位澹台智珠得叫作“师姐”的角儿“鱼竿钓鱼”?，是再清楚不过了，而老赵和老佟的“不地道”也由此暴露无遗。拉二胡的和弹阮的二位在“汇报”中一方面表白着自己对澹台智珠的“忠心”，鄙薄着那老赵、老佟两位“不义”，一方面也不隐讳他们的观点：“虽说一块儿合作是为了事业，到底谁也不爱喝见不着油星子的清汤。”是呀，澹台智珠理解他们的心情，给谁伴奏不是一样干活？跟着那位“师姐”，时不时能到全聚德、丰泽园“聚餐”，到家里对戏，也总有啤酒、汽水、冷
切?、糕点、水果招待；“师姐”记性还特别好，知道你有个上幼儿园的儿子，就时不时往你手里塞块巧克力；知道你有个老母亲牙口不好，逢年过节兴许就提个西式寿糕去拜访；而且“师姐”香港、海外都有许多的关系，能说动那边请她去搞访问演出，出访时乐队自然都能跟着去开眼……跟着我澹台智珠呢？我倒有那个善待他们的心，可就凭我跟李铠这点工资，能给他们那么多好处吗？我老不能出国演出，乐队不等于总跟着我忌洋荤吗？澹台智珠想到这里，心里说不出是自卑还是愤慨，只觉得鼻子发酸。她想到老赵、老佟二位前一阵子在她面前起誓的情景，就更不能自持。当时他们都对她说：“咱们一块儿合作，为的是艺术。咱们一块儿创出新腔来，不比吃烤鸭子痛快？”可当他们的玩意经她点拨趋向成熟之际，他们就变心了！他们甘心被那“师姐”当作花木挖走！他们的良心给撂到哪个旮旯里去了？
濮阳荪看出澹台智珠的惶急愤怨，便把座椅
朝她身前挪了挪，诚心诚意地出主意说：“智珠呀，‘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拿定了主意，今儿个晚上我去老赵、老佟家里，约他们明儿个晚上到八面槽‘萃华楼’会齐，你我加上二胡、琵琶、大阮三个，对他们俩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毕竟你们合作了多年，我就不信他们能那么下作——见利忘义！”
澹台智珠心里也有跟那位“师姐”争个短长的想法，那边固然有比自己多的利，自己终究有比那边硬的理；再说前些时灌唱片拿到的一百块钱酬金还没有动，只要自己改进一下原先“抠门儿”?的做法，舍不得在关键时候“出血”，老赵、老佟也不至于无所眷顾——他们跟自己的合作已达到驾轻驭熟的程度，跟那位“师姐”去，且得“夹生”一段……不过，澹台智珠在心里也本能地掐算了一下，“萃华楼”可是甲级饭庄，要包桌的话，七个人一桌就得七十元，酒水还在外；要是去了临时点菜，一是座位没有保证，二是被请的
人会觉得自己小气，三是未必就能省钱……加上饭后叫出租汽车把他们分头送回去，那一百块灌片的酬金怕都不够使，少不得还要拿活期存折去银行里取个三十五十的……啊呀，李铠会怎么说呢？他那买一架日本柯尼卡牌“傻瓜”照相机的计划，难道又得推迟吗？
澹台智珠想到这些，只觉得力不从心，不免心灰意懒起来。她蜷缩在沙发中，双手搓揉着那鹅黄拉毛围脖的穗子，恹恹地说：“算了算了，人各有志，就由他们去吧！反正团里还得另给我找人，总不能让我上不了台吧！”
二胡和大阮一听这话，便连连摇头，争着说：“不能让老赵、老佟走啊！”“咱们得想法子拢住他们啊！”
濮阳荪扬起眉毛，拔高嗓门说：“气可鼓不可泄！智珠呀，实跟你说吧，只要明儿个晚上他们到了‘萃华楼’，你就看我的吧，我袖
子里揣着个‘杀手锏’哩——我把你那‘师姐’的老底儿一抖落，老赵、老佟一准叽里咕噜地回到你身边，瞧着吧！”说着从丝棉袄的袖口里抽出一方雪白的手绢来，仿佛那便是足以制胜的“杀手锏”；他用那手绢往脸上轻轻地按了一通以后，强调地说：“让老赵、老佟明儿个晚上跟咱们坐到一张桌子边上，是关键的关键！”
正说着，李铠打外头回来了。李铠起床以后，后悔头天晚上对澹台智珠的粗暴，因此表现得格外温驯。澹台智珠把中午请客吃饭的事和上午为薛家迎亲的事告诉他以后，他主动表示可以立即去地安门菜市场等处跑一圈。此刻他便是从外面采购归来。他不但从地安门菜市场买到了上好的瘦肉和难得见到的蒜苗，还从后门桥自由市场买回了一只母鸡和两条鲤鱼；碰巧又在那里遇上了卖红肖梨的，他想起澹台智珠爱吃红肖梨甚过鸭梨和雪花梨，忙为她买了二斤，加上别的一些东西。他右手中的草编筐和左手中的网兜全
部胀得滚圆欲破。
?
李铠进院门之前，自然看到了薛师傅、薛大娘和孟昭英，同他们打了招呼。薛大娘还嘱咐他：“我们的车这就快来了，你让智珠早点出来吧。”他满嘴应承：“没错儿！”
谁知他一进得屋门，呈现他眼里的，却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情景。
他首先没有料到乐队的人会提前到达。再说，怎么那个最见不得的濮阳荪竟昂然在座！不是并没有请他吗？他一听说濮阳荪即将同澹台智珠合排《卓文君》，便给智珠递过话：“那个阴阳人你可别给招到家里头来！”智珠当时便发誓般地说：“我让他来算我发疯！”只是还解释了几句：“他那个人台上犯酸台下也犯酸，是让人起腻，可如今小生难找，他跟俞振飞俞老板请教过，到底唱、做上还有点功底，人其实还不是歪人。你别乱说人家，什么阴阳人不阴阳人的，传出去影响不好！”后来那濮阳荪也确实没来过他们家。怎么今天——偏偏是今天——却来了？来了还不算，看他坐的那位置、那做派！
当时澹台智珠坐在沙发中，隔着茶几，另一边的沙发中是二胡，大阮坐在饭桌边的一把椅子中，独有濮阳荪不伦不类地坐在饭桌和茶几之间，而且把他坐的那把折椅拉得贴近
澹台智珠所坐的沙发。李铠进屋时，其余二个人都不由得把眼光偏向屋门望着李铠，唯有他依然盯着澹台智珠，眉飞色舞，比着手势，在那里高谈阔论。李铠面对着这样的现实，怎能不火？
李铠朝饭桌迈了几步，“咚”地把手里的菜筐和网兜往桌上一撂。这时濮阳荪才注意到他。濮阳荪扭头望了他一眼，竟没意识到他是澹台智珠的爱人，以为他大概是澹台智珠兄弟一类的家属，连微笑一下、点个头的注目礼也未行，便又朝着澹台智珠，自顾自地议论起来：“你那‘师姐’她呀——本是个银样鑞枪头，你可用不着犯怵……”
澹台智珠打李铠一进屋，便意识到头上的阴云更加浓重，她该怎样向他解释？他能听进她的解释吗？
二胡、大阮本是熟人，他们在李铠走到饭桌前时都笑着同他打了招呼。李铠眼里并没有他们，他只恶狠狠地盯住了濮阳荪和澹台智
珠。澹台智珠从李铠眼里看出了雷鸣前的电光，忙从沙发上站起来，打断濮阳荪的话头，尴尬万分地介绍说：“濮阳荪，这位是我的爱人——李铠。”
濮阳荪听了这话，圆睁双眼，立刻站了起来，朝李铠拱手致意说：“哟！敢情您就是智珠的那口子呀——小生这厢有礼了！”
李铠真恨不能啐他一口，强忍了几秒钟，才改为瓮声瓮气地说：“你是谁呀？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濮阳荪一听这话，方知得罪了人，刚才的伶牙俐齿，顿时变成了张口结舌。他窘得满脸红紫，不知道该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李铠当然早就认得濮阳荪，濮阳荪在此以前确实并不认识李铠。濮阳荪其实是个善良而胆小的人，他已经五十多岁了，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受家里熏陶，从小酷爱京剧。解放前夕他正在辅仁大学上学，学的专业是化
学，醉心的却是票戏。他一生不问政治，只要能过戏瘾，他便感到满足。二十一岁的时候，他花钱请了几位名艺人，为他在一个堂会上配戏。那是他精神生活所达到的一个高峰，至今回忆起来，还不禁心荡神驰。他最早学的是花旦，师法的是筱翠花的路子；后来又改攻青衣，《三堂会审》是他的拿手好戏；到解放后他干脆下了海，因为剧团里缺小生，他便又转了小生，虽说一直是给二流旦角配戏，他倒也怡然自得。“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革命”革掉了小生小嗓这个行当，他便在“样板戏”中充当零碎杂角，演个村民甲或匪军丙什么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又演上了小生，因为小生演员奇缺，他在团里的地位居然扶摇直上，近来竟有两三个挑大轴的旦角约他配戏。他忘掉了自己的年龄和经受过的烦恼，兴致勃勃地投入了频繁的排演和演出活动，产生出一种“恢复了艺术青春”的感觉。半年前，他还不惜自费去了趟上海，以“程门立雪”的虔诚，感动
了高龄的俞振飞，得到接见晤谈三十多分钟的殊荣。回京后他一提及这位老前辈便称“俞师”。这回同澹台智珠排演《卓文君》，他便声称要在台上“重现俞师当年风貌”。对于澹台智珠，他评价颇高，认为是团里如今最有前途的旦角演员，“融四大名旦之长，文武昆乱不挡，大红大紫指日可待”。他关心的确实只是如何把那出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同为主角的新戏码早日推出，而对澹台智珠绝无邪念。因此他在与澹台智珠接触时从未问过她的爱人是谁，直到刚才他急匆匆赶到澹台智珠家中时，他脑海里也没有与她的爱人相会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李铠以这种毫无掩饰的厌恶面目对待他时，他便大吃一惊，手足无措了。
澹台智珠见李铠一点面子也不给，张口便伤人，又是当着二胡和大阮，传出去岂不又成了团里的一桩“新闻”，不觉胸中也生出一团火，压了几秒，怎么也压不下去，便爽性也把一腔火发泄出来，绷着脸对李铠说：“你
吃了枪药还是怎么的？懂不懂得好歹？人家濮阳荪是赶着来给我报信的！我的事业受损失，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一家子有什么好处？”
濮阳荪听了这话，才找着跟李铠求和的话语，忙说：“李铠同志，您误会了，我们来完全是好心好意。有人要挖澹台智珠的墙脚，您说我们能知情不报吗？”
二胡和大阮也忙着站起来，你一句我一句地向李铠解释。李铠听明白了以后，先生出一些后悔的情绪——毕竟人家并无恶意；但及至听到濮阳荪那个明儿个晚上在“萃华楼”请客的建议，却又恢复了厌恶与嫌怨——他们拿着我们家的钱不当回事儿，而且，那话里话外分明意味着并不需要我也去趟“萃华楼”，当这么个演员的丈夫，岂不是太窝囊了吗？于是，在一种复杂的感情中，他依旧铁青着脸，暴躁地说：“甭跟我说这些了！我这儿不是你们团的排演场，有事没事甭往
我这儿乱窜！”
这话一出来，就把二胡和大阮也得罪了。澹台智珠急得直打哆嗦。在西边屋待着的公公听到外边闹得不像话了，只好踱了出来，训斥李铠说：“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四十多岁的人了，一点涵养也没有！甭说人家是好心好意，就是找错门的生人，也不能像你这么说话！”说完忙对客人们赔笑，招呼说：“坐，都坐下吧！有话慢慢说。”又嘱咐智珠：“给客人沏水吧！我跟李铠到厨房拾掇东西去。”三位客人看在老人的面子上，又坐下了。澹台智珠转身去酒柜上找杯子、茶叶筒，借沏水的工夫平静一下情绪。李铠却仍旧站在饭桌前生气，他眼睛盯着饭桌上从网兜中滚出的两个红肖梨，思绪混乱而痛苦。
正在这时，薛大娘推门而进，她兴冲冲地招呼澹台智珠说：“智珠呀，我们那车总算来啦！你跟昭英这就去吧！”
澹台智珠被这声音一惊，手里的一只玻璃杯不慎掉到了地上，“咣噹”一声，大家都不禁一颤。薛大娘愣了一下，忙打着哈哈排解说：“不碍的，‘碎碎（岁岁）平安’嘛！一会儿让新娘子赔您个新的！”可让她不解的是，澹台智珠转过身以后，满脸烦恼不说，眼里还潮乎乎的。难道她家出了什么事吗？
“薛大娘，真对不起，”澹台智珠果然面对她发话了，“我不能跟昭英迎亲去了，我遇上了一档子紧急的事……”
薛大娘听到这话，心里只觉“咯噔”一声，又是一个不顺利！今儿一定是冲磕着什么了，要不怎么竟没有一档子事顺当？惶急中她也不及细问，讪讪地说了句：“那……我们就不麻烦您啦！”转身出了澹台智珠家，直奔大门外而去。
彼时大门外的小轿车旁，已然站满了人。除薛师傅和孟昭英而外，还有詹丽颖牵着小莲
蓬，荀磊，澹台智珠家的小竹（他早就跑到胡同里抖空竹去了），以及邻居的一些大人孩子。小轿车前面横档上潦草地挂着一条红绸，当中扎着一个球，球上立着一个塑料制成的囍字，那颜色不知为什么是洋红的，看上去与大红的绸子很不协调。司机从前窗探出头来，催促着上车。
见薛大娘身后并未随来澹台智珠，薛师傅和孟昭英不禁忙问：“怎么？她去不了吗？”
薛大娘心慌意乱地说：“人家家里又有了急事，不去了……唉，谁让我爹妈当年就生了我一个闺女呢，小跃子连个亲姨都没有！让我临时抱哪只佛脚去！”
孟昭英倒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拉开车门说：“妈，那就我一个人去吧。一个人去也行呀！”
詹丽颖的心肠顿时又热了起来，她把小莲蓬送到薛大娘身边，自告奋勇地说：“嗨，这
您有什么犯难的？我还不就等于您的亲妹子吗？小徽子、小跃子我都是瞧着长大的嘛，他们打小就叫我詹姨，这詹姨难道就白叫了吗？智珠去不成，我去！”说完，她就要随着孟昭英往汽车里钻。
薛大娘没想到半道上杀出她这么个“程咬金”来。且不说詹丽颖脾性不佳，她父亲头年才在老家得肝癌去世，又至今都没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原来没请她帮着迎亲并不是忽略了她，而是有意排斥的结果。她竟毫无自知之明，硬要往那迎亲的小轿车里头钻！薛大娘只觉得胸口发闷，她不顾体统地一把抓住詹丽颖胳膊，阻挠她进入汽车，连连地说：“他詹姨，不麻烦您啦！不麻烦您啦！”
詹丽颖呢，却全然误解了薛大娘的心思。她以为薛大娘原来请了澹台智珠没有请她，只不过是图澹台智珠的名气和相貌，并不知道她同澹台智珠之间还有“全可人”和“缺陷人”的重大差别。她以为薛大娘之所以拉扯她真
是出于过意不去，于是，她大声嬉笑着，挣脱了薛大娘，同孟昭英一起坐进了小汽车。司机见人已坐进，便毫不迟疑地开动了车子。不一会儿那车子便远去了，把心里忐忑不安的薛大娘抛在了院门口。在薛大娘身后，是心情各异的一群大人和孩子。
生活，在钟鼓楼附近的这所小院周围活泼地流动着。胡同里谁家养的一群鸽子飞上了冬日的晴空，传来一片鸽翅扇动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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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断线的木偶说：
10.一位修鞋师傅。他希望有个什么样的儿媳妇？
北京城中轴线所穿过的地方，由北而南，依次有：钟楼、鼓楼、后门桥、地安门（门已拆除不存）、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前门外大街、珠市口、天桥、永定门（门亦拆除不存）。其中外地人所最不熟悉的，恐怕就是后门桥了。该桥在鼓楼和地安门之间的街道中段，古时叫万宁桥，又名澄清闸。从什刹海前海流出的水，穿过此桥，拐向东南，经东步粮桥进入皇城东南，再汇入到通惠河——永定河的支流中去。现在此桥还存有汉白玉的桥栏，只是桥下已经无水，成为一座旱桥了。什刹海前海中的水如今不再往后门桥下流，而是经暗沟流入北海公园的北海，再经中海、南海，汇入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又经过一段暗沟，汇入到东便门的泡子河中，再泄入到通惠河里去。
后门桥当年的景色，据志书记载，颇富野趣。元朝有个张翥吟诗曰：“立马金桥上，荷香出苑池。石桥秋雨后，瑶海夕阳时。深树栖鸦早，微波浴象迟。烦襟一笑爽，正喜好风吹。”如今的后门桥，却完全是闹市景象了。桥西有一家“合义斋”饭馆，除卖正餐炒菜外，附设小卖部，专营北京风味食品炒肝和灌肠。桥东则有一家食品店、一家牛肉面馆，新近还出现了一家青年人合资经营的“燕京书店”。这样，后门桥两侧可以说物质、精神两种食粮都不匮乏了。
荀磊的父亲荀兴旺师傅，就在后门桥西南的人行道上摆他的修鞋摊。整个摊子由两只油漆桶和几扇可以折叠的木板组成，收拢可以放到自行车后架上驮走，打开则有一两米长，上面陈列着备用的大小鞋钉、铁掌、皮料、人造革料、模压塑料块以及成型的鞋底、鞋跟，等等。摊子摆开后，荀师傅便将一幅印有“修理皮便鞋”字样并附有个体营业
执照号码的白布，系在摊前。没有活时，他便端坐在摊后，戴着一顶帽子（冬天是栽绒帽，春秋是布便帽，夏天是短檐草帽），膝上搭着一块厚重的劳动布；修鞋时必不可少的“独角蛟”（铁制，下头有供脚踩着以便固定的横向底座，上头是竖向的一个厚铁脚掌，以便将待修的鞋套上去操作）倚在两腿之间，手里握着一只用麻栗疙瘩自制的大烟斗，悠闲地抽着叶子烟；来了活路时，他便将那大烟斗搁下，麻利地操作起来。
这天荀师傅八点多出摊，摆开摊就来了不少大活——有打前后掌带换跟的，有缝前帮带粘内垫的，送活的人还都挺急，巴不得立时就能修好上脚。荀师傅拿过活就做，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过一个钟头来拿吧，我尽可能给整旧如新。”人家走了，他戴个老花镜，两眼只瞧着“独角蛟”上的鞋，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忙个不停。
荀师傅做活的时候，不但看不见周围的一
切，也听不见周围的声响。所以，当那辆里头坐着孟昭英和詹丽颖的迎亲汽车驶过后门桥时，他一点也没有发觉。
街上的另一个人却注意到了那辆汽车，而车里的人也看到了她，她们之间甚至还匆匆地打了个招呼。那便是骑着自行车由南而北的冯婉姝。
冯婉姝和荀磊在同一个单位工作。她刚从北京外语学院西语系毕业。他俩语种不一，工作内容有时却相通。他们俩真是一见钟情，热恋之中，他们只顾互相欣赏，虽然说了许许多多的话，却全然没有问及过对方的家庭。在向家庭公开关系之前，他们活动的地点，一不是电影院和剧场，二不是公园。他们专找那种不用买票、出入方便、易被人们忽略的“小风景”去缠绵。常去的地方有故宫后面的筒子河边、王府井大街斜对过的正义路林荫道、什刹海的银锭桥畔、中国美术馆东侧的绿地等等。他们在荫蔽的角落里紧紧
地拥抱，互相微闭着眼睛寻找对方火烫的嘴唇，心里弥漫着浓郁的诗意。等最热烈的感情迸发完以后，他们渐趋冷静，于是，不知是从哪天开始，荀磊向冯婉姝学起西班牙语来，而冯婉姝也便向荀磊请教起英语来。他们的学习方式是充满了戏谑的，比如荀磊问：“西班牙人怎么称呼月亮和星星？”冯婉姝告诉他了，他熟记几遍后，冯婉姝便反问他：“英国人怎么称呼枫树和红叶呢？”他答了，冯婉姝也熟记了几遍，于是双方开始造句。荀磊用西班牙语说：“我爱月亮、星星，不爱你。”冯婉姝便紧接着用英语说：“我爱枫树上的红叶，讨厌你。”双方语法上自然都有错误，于是互相激烈地指责，其间荀磊会用英语咕哝一句，冯婉姝便会追问他究竟何意；而冯婉姝也会用西班牙语娇嗔一句，荀磊也便忍不住逼问她究竟埋怨的是什么。这样，闹到最后，他们双方又都学会了不少单词和句式，于是一个伸展着腰肢，一个摇晃着披肩发，都说“累死了”，然后少不
得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把西班牙语和英语混杂一起说：“我爱你，爱得要死！”
他们当然谁也没有死。他们活得有滋有味。终于有一天，他们理智起来了，认识到爱情的归宿必然是一个由他们两人组成的家庭，而这个家庭又必然要同他们各自已有的家庭相联系，于是他们这才开始介绍自己和询问对方的家庭情况。他们是不是太浪漫了一点呢？是不是太超凡脱俗了一点呢？也许，使他们这样处理个人感情的主要因素，是由于他们都读了太多的西方人文主义的文学作品吧？
荀磊告诉冯婉姝说：“我父亲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笑嘻嘻地说：“别臭吹了！你有什么资格自比安徒生？”丹麦童话大师安徒生是鞋匠的儿子。冯婉姝确确实实没有丝毫鄙弃修鞋匠的意识，无论是丹麦的还是中国的，修鞋匠在人格上与她，与所有的人，都是绝对平等的。但她过去完全没有这样的思想准
备——她觉得就凭荀磊那地道的英国绅士风度，他父亲起码也得是个中学教师。
荀磊重复地说：“我父亲真的是个修鞋匠。”
冯婉姝一看荀磊眼神，就明白他并不是开玩笑。于是她收敛了嬉笑，把靠在他肩膀上的脑袋调整得更舒适，闭上眼睛说：“你爱他吗？把他的情况细说说吧！”
荀磊便抚着她一头柔软的长发，徐徐地对她说：“我父亲叫荀兴旺。我们老家是河北博野。我爷爷早就去世了，奶奶带着我两个姑姑和我爸过日子，苦得不得了。爸爸后来就加入了八路军。那时候他才十四岁，枪比他人还高半头。后来他是解放军里最普通的战士，参加过解放石家庄的战斗。你知道八一电影制片厂前些时候拍过一部故事片，就叫《解放石家庄》吗？你自然不知道。你照例不看这样的电影。我也一样。主要是这样的片子艺术上贫血贫得太厉害了，对吧？可电视上放这部电影的时候，我爸爸看得津津有
味。他坐在我们家他自己打制的沙发上，手里攥着他那麻栗疙瘩旋成的大烟斗，脑袋前伸着，聚精会神地从头看到尾，一边看还一边评论着：‘对！就是那样！……不对！瞎掰！当时哪是那样！’电视上好像不止播过一次，他次次都是这么个看法。说来也怪，跟他一块儿打仗的战友，牺牲了不知多少，他却连重伤也没落下。他还拼过刺刀哩。你不信吗？我信。因为我爸嘴笨，说实话都费劲，说瞎话那就非把他难死不行。他有一回跟我们讲他拼刺刀的事，就那么三两句话，听得我心里怦怦直跳。不是真拼过的人讲不出那话来。他说到那时候眼里只有敌人的肚子，那肚子东躲西闪，可他非把刺刀插进那肚子里不行，扎进去拽出一嘟噜肠子来，他就高兴了。他就那么出生人死地在第一线战斗。我奶奶和我两个姑姑，那一阵整天站在村口守着，一有担架队过来，她们就挨过去，一个一个掀开被子认，始终没有见着我爸爸。她们就哭了。人家问她们为什么哭，
两个姑姑说：‘高兴的。俺弟弟杀了敌人，可他没挂彩。’奶奶却说：‘糟了。怕是牺牲在那儿，抬不回来了。’仗打完了，爸爸回到家里，奶奶和姑姑让他脱光了膀子，见他果然一点没残，高兴得了不得。爸爸左肩窝、右腰根、左腿肚子上各有一处弹片划出的伤痕，左腿肚子削去的肉最多，可那毕竟算不了什么。爸爸要是留在部队，继续南下，说不定就当上南下干部了。那就不知道会娶个什么样的老婆，养出些什么样的孩子来，反正没有我了。可土改以后家里没有劳力，他就解甲归田了。种了几年地，我两个姑姑先后出阁了，城里招工，我爸就进城当了工人，后来把奶奶也接进了城。我爸先学木工，后学钳工，他这人手巧，想做什么能成什么，后来一直升到了七级。八级工到头，他只差一级。他们厂也没有八级的，他算技术最高的了。”
“你一定觉得奇怪，我爸爸成分、经历这么好，可他怎么会不是党员？他不是。据说他
出师的时候，厂里党委书记挺动感情地对他们车间党支部书记说，荀兴旺你们不发展，你们究竟想发展谁？可车间支部书记为难。我爸是个出名的孝子，奶奶爱吃豆面糕，近处没有，歇礼拜那天我爸就骑车跑遍全城，不买到豆面糕绝不罢休。这当然不会成为问题。可后来奶奶去世了，当时北京市已经大力提倡火葬，党团员都要带头，家里死了人要送去火葬，可我爸无论别人怎么劝，也不忍心把奶奶火葬，到底他还是买了棺材，想法子把奶奶送回老家土葬了。党支部书记觉得这事很难辩解，确实是落后的表现，所以不同意发展我爸入党。再有我爸原来是个文盲，进厂后进扫盲班，费了老大力气，认字也不多。后来补文化课，补到初小程度就再提不高了。他不爱看书，只爱鼓捣东西，比如打个家具、安装个管道、编个渔网、修理个自行车、修个鞋、旋个烟斗什么的，弄出来样样让行家佩服，可一叫他看书他就头疼。他一生只精读过两本书，一本是《苦儿
流浪记》，这本书我听他讲过，不是法国那个马洛写的那本，好像是解放初印的一种诉苦材料；另一本是《鲁班学艺》，据他说他得到的那本书页已被撕破，他是一页页拼拢一起，一字一字读下来的。他一生最佩服的是两个人，一个古人一个今人。古人就是鲁班，今人就是彭德怀。因为我爸文化始终提不高，党支部认为是学习不够努力造成的，所以后来也就一直没有发展他入党。我爸这个人人缘特好，但人人又都认为他绝不是入党、做官的材料。‘文化大革命’起来了，他哪派都不是，哪派也都不积极找他。往外派工宣队，没他的事儿。‘支农小分队’他也没参加过。他就是在车间干活。车间停产了，他也去，甚至只剩他一个人了，他也在那儿待着，擦擦这儿，扫扫那儿。他就是那么个木头人似的模样。其实他心里很有主见。他平生最喜欢看的一出戏就是《白毛女》。他说还在部队里的那阵，参加土改，他天天在文工团演《白毛女》的时候站在台上‘压
台’，只要一演到逼死杨白劳那场，他就忍不住流眼泪。有一回有坏人捣乱，在场子里喊反动口号，我爸从台上一个雄鹰展翅扑下去，追了半里路，抓住了那个坏人，要不是别的人起来劝阻，我爸当场就会把他毙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有人告诉他，说江青说了，歌剧《白毛女》是毒草，他连惊讶和愤慨都没有，因为他根本不信。后来知道真把歌剧《白毛女》否定了，他也并不激动，他认定那不过是一时的说法，他坚信歌剧《白毛女》是好的。后来组织大家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到喜儿被抢，他照样感动，他跟人家说：‘《白毛女》还是好的吧？我就知道打不倒它。’人家便跟他解释：这个《白毛女》同那个《白毛女》有质的不同，那个反动，这个革命，比如那里头的杨白劳软弱无能，这里头的杨白劳英勇不屈，等等。他却全然听不进去，人家费老大劲说完了，他却表态说：‘我看差不离，就是这里不用那脚尖子跳，兴许更顺眼。’你
说拿他有什么办法！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演歌剧《白毛女》，他在电视里看了，照样流眼泪。我跟他说：‘如今芭蕾舞跳的那种不能演了。’他不以为然，对我说：‘干吗不演了？我看也挺好。就是少用脚尖子走路，兴许更好。’你看，他什么时候都保持他个人的看法。我爱我爸，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稳定的、厚实的、淳朴的人格。他用他的这种人格力量，启示了我，使我的灵魂善良、纯净。”
“那么，你要问我了，他不是七级钳工吗？怎么又当了修鞋匠呢？那是前年的事。他才五十四岁，可他提前退休了，为的是让我二姐进厂去顶替。这就要说到我家里别的人了。先说我母亲。她就是咱们北京郊区顺义县的人，是我爸的师傅把她介绍给我爸的。他们也是一见钟情，认识不久便结婚了。后来我妈妈也进厂当了工人。我们家开头就住在工厂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平房中。一排一排的那种简易平房，一间屋子住一家人。我家
人口最多的时候是六口人，我奶奶，我爸我妈，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那哥哥七岁的时候得病死了。全家挤着睡，连个收音机都没有。过春节的时候买张年画贴到墙上，一年里头把画上的每个细节都看熟，那大概便是我家的文化生活了。后来奶奶去世，姐姐们长大，三年困难时期，我妈生下了我。说起来要多亏一场意外的火灾，不知哪家生炉子不小心，把屋子引着了，结果牵三连四，救火车又一时开不过来，把厂里那片宿舍区烧光了。作为善后的结果，我们家和另一家被安排进了如今住的这个小偏院。头年厂里盖了新楼，我们两家都属住房困难，我爸把进楼的权利让给了那家，我们留在了小偏院中，那家的那间屋归了我们，我们现在总算有两间屋了。我妈渐渐从一个农村妇女变成了一个典型的北京市民。她现在显得比我爸年轻很多（其实她比爸爸只小三岁），每天回到家头一件事是大洗大涮，用立体梳子梳她那烫过的头发，抹银耳珍珠
霜。她有两身西装，一身是专门到王府井蓝天服装店做的，逢到休息的那天，她便穿得整整齐齐，有时候手上还戴个粉红的假宝石戒指，沏茶喝水以前要把杯子洗涮得很仔细。尽管她这样，你一眼看上去，还是有股天然的土气。我也爱我的妈妈。我觉得她过了那么多年苦日子，把我们姐弟三个拉扯大不容易，现在喘过气来了，讲究一点，是一种自我意识复苏的表现，是可喜的。别看她有这种似乎俗气的一面，干起家务事来，她还是那么能吃苦，那么麻利。你一看见她干活，便能感觉到她天性便是热爱劳动，并且渴望通过劳动来达到她的理想境界的。她把屋子总整理得特别利索，一尘不染。床单、被褥、窗帘、沙发上铺的浴巾等等并不见脏，她便把它们取下来，泡进洗衣盆，挽起袖子，露出两条比我还粗壮的胳膊，愉快地洗涤起来，望着那些溢出盆外的肥皂泡，她仿佛格外感到幸福。据大姐回忆，当年我们家是乱作一团的，妈妈也顾不得收拾，如今
有两间屋子可以供她细心拾掇了，难怪她那么心满意足。她的审美观当然是受她成长的环境和所具有的文化水平制约的。你到我家一看就能明白。每一样东西都是她精心挑选来的。其实我们家附近的百货商场什么都能买到，但她为了买一块窗帘布，却宁愿跑到西单、大栅栏去，细细地比较、挑拣，然后汗淋淋地回来。现在挂在我们家外屋窗户上的窗帘就是她的作品：布料是浅蓝底子的，上头有深蓝的松树和褐色的白鹤图案，下头用爱丽纱细心地镶上了花边。而沙发上铺的浴巾呢？棕红色的底子上是两个鲜红的散花的仙女。还有盖在酒柜和饭桌上的塑料布……你一看就会感到‘怯’?，但我以为你应当和我一样尊重我妈的审美趣味，看久了，你甚至全体验到一种质朴的以浓烈的色块和明快的配搭取胜的民俗美。现在里屋是我的世界。我那些从英国带回来的东西，我妈看不惯，就像我看不惯她选择的窗帘布一样，可她也尊重我。我把一只绘有抽象派图
画的挂盘挂在床头上，每回妈妈收拾屋子的时候都要发笑：‘天哪，这能叫画儿吗？’但她并没取下它，而是用鸡毛掸子小心地拂去上面的灰尘。我妈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也快退休了。她说她退休以后，要好好养一点花。我想那时候，我们家小院一定能变成了美丽的花园。”
“我两个姐姐的情况几句话就能说清楚。大姐插队回来当了售货员，大姐夫也是售货员。二姐从兵团回来待了一阵业，后来当临时工，顶替我爸进厂以后，在十四层的宿舍楼里开电梯，去年她也结了婚，我二姐夫是厂里的电工。”
“怎么样，你都听进去了吗？听腻了吗？”
冯婉姝把脑袋从荀磊肩上挪开，两手梳理着披肩长发，感叹地说：“听得津津有味。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我过去所不了解的世界。一个我即将踏进去的神秘的世界。”
不久，她的确迈步进入了这个世界。
那天，她比约定的时间提前半小时，骑车前往荀磊家。路过后门桥时，她看到了鞋摊，看到了荀师傅本人。那头一眼的印象，便使她对这位未来的公公无比敬爱。
一般的人，看到冯婉姝的打扮做派，总会把她划入所谓“现代派”青年一流，似乎她所欣赏的，只能是洋味儿的人物，比如电影演员，一定只欣赏法国的阿兰·德隆和日本的山船敏郎，其实不尽然。冯婉姝自小在心目中，就崇敬、爱戴两个银幕形象，一个是《平原游击队》里郭振清扮演的李向阳，一个是《上甘岭》里高宝成扮演的张连长，除去别的因素之外，她觉得那两个人物从外形上看也是最美的。当她长大并且当了翻译以后，她仍然保持着那样一种看法，并且对自己经久不息的鉴赏激情上升到了理性——那两个银幕形象凝聚着一种和中华民族古老历史以及苍茫大地相联系的，经过世世代代的
劳动者审美意识筛选的男性美。有一回她同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褐发女郎交谈，惊讶地发现，那位偶然看过中国影片《平原游击队》的女郎，竟然也坦率地承认：“李向阳真可爱！我爱这样的男人！你要见到那位扮演李向阳的演员，请你转告他，我是多么崇拜他！我要热烈地吻他！”她一点也不觉得这种热情可鄙可笑。美的事物，人们总是欣赏的。
当她骑着小轱辘的自行车接近那鞋摊时，呈现在她眼里的荀师傅，便兼有着李向阳和《上甘岭》中张连长的神韵。那荀师傅脸上皮肤因为长久露天作业，近乎酱黑色，但轮廓线极刚劲，眉毛浓黑，印堂宽阔，眼睛极其有神，鼻子高矮适中，人中长而明确，嘴唇厚实，下巴上还有个浅浅的窝儿。满街有多少明眸皓齿、衣衫华丽的俊俏男子，可谁注意到这后门桥一隅的鞋摊主人，远比他们都更富有阳刚的魅力呢？冯婉姝从荀师傅身上，认出了荀磊那之所以使她一见倾心的素
质——别看荀磊细皮白肉，宛如出生在另一种家庭的翩翩少年，他那结实的骨架，那眉宇间透出的自尊感，那下颚和下巴线条体现出的阳刚之气，分明都来自他父亲的遗传基因啊！
冯婉姝不觉在鞋摊前停下了车子。当时荀师傅正给一位中年妇女补好了一只鞋，冯婉姝听见那妇女问：“多少钱？”
荀师傅用一把小刷子，挤了一丁点黑鞋油在上头，用小刷子把补好的一只鞋跟刷黑——这其实是完全可以免去的一环，他这样做只是为了让自己心理上得到满足：他做得的每一样活都是漂漂亮亮的——刷完了，他边递过那只鞋边说：“你给两毛钱吧！”
“哟，这么贵呀！”那中年妇女拿过鞋子，用挑剔的目光检验着，唠叨起来：“这么块小料就值两毛钱吗？现在什么都涨价！钉这么块鞋跟也得掏两毛钱！”
荀师傅一边往他那大烟斗里装烟，一边说：“那你就拿走吧，拿走吧。”
这倒出乎那中年妇女的意料。她迟疑了一下，掏出一毛钱递过去，说：“哪能不给钱呢？给你一毛吧！”
荀师傅没有接。他点燃烟斗，吸了一口说：“你拿走吧。这块料一毛钱也不值呢。”
那中年妇女想了想，便又掏出个五分的钢镚儿，扔到鞋摊上，说：“那就给五分吧！”
荀师傅立刻把那五分钢镚儿拾起来，投入中年妇女臂中挽的菜篮里，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你拿走吧。我一分钱也不收你的。”
那中年妇女虽然讪讪的，却终于并不付钱，转身走了。
冯婉姝把这一幕看在眼里。她更喜欢这位未来的公公了。她理解他的心情：他希望人们尊重他的劳动。他并不需要施舍。他收的不
是料钱而是手工钱。
荀师傅一抬眼，发现了她：“姑娘，你鞋怎么了？”
冯婉姝对他微笑着。她脚上是一双坡跟凉鞋。她真希望那鞋有什么毛病，然而那双鞋偏新得令人遗憾。可是她又有什么必要非得装扮成修鞋人，来接近这位长辈呢？难道她不可以开诚布公地同他对话吗？
她索性把车子支在摊旁，坐到摊边的一个马扎上，开门见山地对荀师傅说：“您是荀师傅吧？我叫冯婉姝，我是荀磊的对象。”
荀师傅一下子被她弄懵了。李向阳如果遇到这个情况，一定不会像他那样慌乱。他颧骨泛红了，把烟斗放下，又拿起来，戴上老花镜，又把它取下，憋了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来：“小磊子的对象是你啊，你叫什么名儿？”
冯婉姝又说了一遍自己的名字，并且把每个
字的写法和发音都告诉了他，但显然他只记得住她姓冯，而弄不清她名字那两个字究竟是什么。
“小磊子昨儿个晚上才给我们打招呼，说他对象今儿个来家。原来是你啊。”荀师傅克服了最初的慌乱，恢复了尊严感，盯住冯婉姝端详着，慈祥地说：“你还没去家里吧？你先家去吧，多玩会儿。小磊子他妈给大伙包饺子吃。我今天也早点收摊回去，吃饺子。你南方人吧？爱吃饺子吗？茴香馅的吃得惯吗？”
冯婉姝点着头。其实她最怕茴香了。芹菜、香菜和茴香她家从来不吃。她发现荀师傅那鞋摊上有许多铁罐头盒，里头都搁着一块吸铁石，把一堆钉子吸在一起，活像是蜷缩的刺猬。“多有意思啊！”她拿起一个“刺猬”来瞧，活泼地笑了。
荀师傅见她那身打扮，本以为她会瞧不起修鞋匠，她这么一个动作，使荀师傅心里轻松
了许多。他们今后真要成为翁媳吗？他们能和睦相处吗？
从那以后，半年多过去了。冯婉姝常到荀家，路过后门桥时，只要荀师傅在摆摊，她也总要停车坐坐。她对荀师傅愈加敬爱，因为她不断从他身上发现出闪光的东西，这闪光的东西又不断照亮着荀磊的形象。然而荀师傅对她始终仅只是容纳而已——她显然并不符合荀师傅心目中所渴望的儿媳妇形象。她渐渐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这天，和煦的冬阳照耀着后门桥，使人们感觉这个冬天真是出奇的温暖。冯婉姝同那迎亲的小轿车相遇以后，便推车来到了荀师傅的摊前。荀师傅发现了她，点着下巴示意让她坐下，手里继续着修补工作，和蔼地问她：“吃过早点啦？”
冯婉姝坐到马扎上，笑着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能没吃！薛家接亲的小汽车都开过去了。”
荀师傅眼里望着“引路猴”（缝鞋的锥针），仿佛是无意地说：“今儿个家里可有好吃的！”
冯婉姝猜测：“又是螃蟹吗？冰冻的海螃蟹？昨天我们甘家口商场也卖来着。”
“不是那个。”荀师傅不知为什么让“引路猴”扎了一下手，这在他来说是万次不遇的事儿，他哆嗦了一下，恢复勾线，有点犹豫地宣布，“是我们的家乡菜。你去了就知道了。今天……咱们家有郄?来。”
“谁呀？”冯婉姝猜测着，“大姑从老家来啦？二姑从唐山来啦？”她虽然还不好意思称荀师傅夫妇为爸爸、妈妈，但荀磊的两个姑妈她早就叫上了大姑、二姑。
“都不是。是你没听说过、更没见过的人。打我们老家那边来的！”
冯婉姝漫不经心地应着：“是吗？那是得好
好招待招待啊！”
来了两个修鞋的，冯婉姝把马扎让给修鞋的坐。她对荀师傅说：“我先去啦。您有什么话要我捎回去吗？”
荀师傅想了想，欲说又止，摆摆手，让她骑车去了。
荀师傅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修鞋不像往日那么麻利。他心里搁着一桩心事。今天要来的是他当年战友的女儿。那战友也是冀中人，名叫郭墩子，他们前后脚参的军，一块儿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一块儿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后来又一块儿进城当了工人。1960年，他们两人的妻子都怀了孕，正是困难时期，工厂缩减，郭墩子决定全家迁回农村，他认为领下一笔退职金，回去以后继承祖屋，开辟一个新的局面，也许会比在城里生活得好些。临走前，荀师傅给他饯行，把全家所有的肉票，在那一顿全用上了。干了两杯二锅头，他俩回忆起当年战场上的情
谊来。有一回荀师傅被炮弹震晕了，是郭墩子把他背回到安全地带，用尿把他浇醒的。这类事只有身受的人才能体验到其不可计算的价值。他们都不知该如何向对方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情谊，于是在谈到双方妻子都有着身孕一事时，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说：“要是一个小子，一个闺女，长大了就让他们成亲！”这件事过去二十多年了，他们再没机会见面，只通过几封简单的信。纷纭的世事冲淡了他们酒桌上的誓言，然而并没减弱他们双方内心里的情分。他们果然是一个生了小子，一个生了闺女。转眼一对男女都二十多岁了。前两天荀师傅忽然接到一封信，正是那郭墩子的闺女写的。看来她的文化水平也就同荀师傅相平。她称荀师傅为大爷，短短的几行文字里，报告了他好几件事：一是她父亲不幸已在十多年前去世了，二是她母亲最近身体还好，三是她母亲让她进京找她荀大爷来。她还说了动身的日期。那么，恰是今天到达。头晚上荀师傅又把这封信从胸
兜里掏出来一句句看了半天。这闺女为什么不写清楚呢？她父亲是得什么病过去的？为什么那么多年里都不告诉这边一声？她母亲身体究竟如何？是不是怕这边担心，有了病也不说？她这回来究竟是怎么打算？是来看看大爷，请求一点经济上的帮助，还是另有什么深意？夜晚枕畔，荀师傅把自己揣想到的都跟老伴说了。老伴——其实还不算老——只嫌他怎么躺下了还抽那烟斗，呛人！对于即将来临的这个农村姑娘，却充满了最浓厚的同情和善意。她说：“咱们就把她留下，当闺女待。现在咱们家也不困难了，有咱们的就有她的。大伙都活动活动，给她找个临时工干干，要不帮她找个心善的人家，当保姆，让她攒下一笔钱再回去，说不定还能在我们厂里给她找个对象。让我把厂里光棍们挨个儿想一想……”荀师傅说：“也不知她妈在她后头又有几个孩子，她走了她妈有没有人照顾。她妈兴许跟她说了我们哥儿俩当年的誓言，是让她把咱们这儿当婆家来奔
的。”老伴并没有他那种心理压力，轻松地说：“嗨，就算那样也没啥。如今农村的人也懂得婚姻自由的理儿。她一见咱们磊子有了对象，自然断了那个念头。只要咱们善待她，她回去了她妈准高兴。”荀师傅却嗞嗞地抽了半天烟斗，心里头嘀咕着：“她是个乡下姑娘，就算磊子能善待她，小冯能吗？小冯要露出些个轻视她的意思，她心里能好受！那我不是对不起郭墩子了吗？再说……”他没有按逻辑再往下想，在他潜意识的深处，他是觉得应当把这个农村姑娘按誓言娶给荀磊的，并且，他想象中的这位媳妇的模样、做派，处处都比冯婉姝更合他的心意……
后门桥一带热闹起来。阳光斜照到鼓楼庞大的身躯上，巍巍鼓楼俯视着芸芸众生，它在沉思着什么？
第三卷
巳
（上午9时—11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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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新郎并不一定感到幸福。
“好好的，你怎么又给‘掐’了？”薛大娘实在忍不住，责备薛纪跃，“你留神别把录音机鼓捣哑了！”
“妈，坏不了！”薛纪跃没心思向母亲解释。他坐在崭新的电镀架折椅上，神经质地摆弄着录音机。
录音机是新的，录音带也是新的。这盘新带子是朱逢博的独唱曲，带电子琴的小乐队伴奏。薛纪跃自己也说不清，他为什么此刻不能耐心地把每一首歌听完。他已经好几次中途把停止键按下，又按快进键让带子转到下首歌，可是当那首歌从某一音符突然响起时，他又不能容忍开头的不完整，于是便又按停止键，又进行短暂地快退，往往退又退得多了，使他更加烦躁……朱逢博被他折腾得总那么颠三倒四地忽而尖啸而出，忽而戛
然而止，难怪本打算在这一天里容忍薛纪跃一切的薛大娘，也禁不住当面抱怨起来。
终于，薛纪跃似乎把兴趣稳定在一首充满了气声和颤音的歌曲上。薛大娘怜惜地望了他一眼，吁出一口气，继续忙她的一摊子事去了。
薛纪跃呆呆地坐在那里，心里很乱。此刻他没有逻辑清晰的理智思维，他的头脑里淤塞着一大堆互相纠结、冲撞的散乱思绪。他知道那终于不可避免的局面即将来临，那似乎是他盼望已久的，可也确凿是他忧惧以待的……
……没有电脑选曲的功能，就是差劲！虽说是四喇叭的，但牌子不硬；牌子硬的如今并不难买，自己工作的那个商场交电组就有，可实在太贵！交电组的许师傅劝过自己：“干吗要四喇叭？买个俩喇叭的‘三洋’，听着比你要的这个不差，既经听，又省钱……”自己确实动摇了，可潘秀娅坚定不移：“就
得四喇叭！”
薛纪跃朝屋子四面望望，他感到潘秀娅的这种“四喇叭精神”无处不在。
不过，潘秀娅——这位一会儿便要坐着出租小轿车来的新娘子，绝不是那种不知天高地厚、贪心不足的人。她从她那个家庭里摔打出来，她首先知道地有多厚。她爹她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仨小子仨闺女，她是老五，底下还有一个待业的弟弟。她爹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她妈一年有三季推着小木车到十字路口卖冰棍。论经济情况，她家比薛家穷得更多、更透，从来一分钱都恨不能掰成两半儿使。就拿吃菜来说，黄瓜从来是单等到拉秧以后一毛钱一大堆了，才舍得买来吃，那些又短又弯、肚子又胖、粒儿又大的黄瓜，她家吃了该有多少？拌着吃、熬着吃、擦成丝儿拌馅吃……所以，她倒不是那种手里有了钱就当水泼的人。她自打到照相馆当营业员以后，也就知道了天有多高。她们那
个照相馆有时候包揽外出照团体照的生意，她给摄影师傅打下手，去过大机关，见过大场面。去得早了，有时候人家客气，还拉到茶话会乃至宴席上入座，见着过好多的名人、阔主儿，那号场面上再贵重的东西也不足为奇……可她知道，自己够不着人家那个生活标准，痴心妄想没有用，白坑害了自己。她就是这么个不仅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并且量着天和地的尺寸办事情的人。
看吧，现在这间新房里的东西，除了人家赠送的，全是依着她那满打满量的尺寸置备的。她自己拿出二百块钱来，父母再给她三百，哥哥姐姐们包下了全部床上用品和锅碗瓢盆，不再拿钱；薛纪跃没有私房，挣工资以后钱都交给他妈，用的时候再问他妈要，但他爹妈有一个专为他立的存折，拿出来办事的时候是七百八十几元，刨去留着摆席、散糖的三百元，置家当的钱不到五百元；这统共一千来元置家费到了潘秀娅手里，她使用起来就好比吹一只彩色的气球，她要把那
气球吹胀到最大的限度，但又决不让它爆掉。她所购置的东西说出去都得是最中听的，而且要尽量实惠。双人床一定要弹簧软垫、两边上人的那种，即便够不上正经八百的“席梦思”，总也不能要她哥哥姐姐家里还在耐心使用的那号光板床；大立柜一定要三开的；沙发一定得葛丝沙发布“全包”的（真皮的不敢问津，但人造革的决不能要）；写字台一定得“两头沉”；五斗橱一定得是带靠背镜的；折叠桌一定得是能方变圆、圆变方的（但不必买电镀架的，因为搭上塑料桌布以后，谁去看那支架？烤漆的就行）；折叠椅却一定得是带电镀架的；酒柜一定得是一头高一头矮、双拉门上不是粘着拉手而是电磨凹槽的……就是脸盆架，也一定得是带高挑毛巾架和双皂筐的。这就难怪她同薛纪跃去买录音机时，宁愿牌子软一点，也非得要四喇叭的不可了。
薛纪跃也曾同她争论过：“我宁愿要俩喇叭的名牌货，也不要四喇叭的杂巴凑！”她
呢，针锋相对地掀着嘴唇说：“我宁要小羊头，不要大牛尾！”
好嘛！眼下这屋里倒是塞满了“小羊头”——大面上听去全是擦着天的高档货，其实，双人床是薛纪跃跟她几乎跑遍了城里所有的家具店，把腿都跑细了一半，才终于在永定门附近买下的，好处就是那里卖的是处理品，褥面上有点污损，比别处便宜十块钱。“床单一铺就看不见了不是？”潘秀娅这么对薛纪跃说，倒好像她中了什么彩似的。三开大立柜和全包沙发是在天坛墙根那儿的农贸市场，打一位满嘴黄板牙的农民手里买下的。其他不是托人情买的并无疵点的所谓“次品”，便是挑了又挑、比了又比、犹豫来又犹豫去、最后仅仅为了便宜个块儿八毛的，才大老远买下，又麻烦薛纪徽他们给运回来的……
薛师傅和薛大娘对潘秀娅的这份精打细算倒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岂止是喜在心里，
他们不仅当着薛纪跃、当着潘秀娅本人，而且当着薛纪徽和孟昭英两口子，夸赞了不止一次。有回薛大娘夸过了头，显出有点横着比的意思，还惹得孟昭英圆方脸变成了长方脸。又岂止是拿话夸呢？他们还舍得拿出二百来块钱，单给潘秀娅买了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事直到此刻还瞒着薛纪徽两口子……
当然，买表这事的来龙去脉薛纪跃一个人最清楚。就潘秀娅那一头来说，你也很难说她如同农村姑娘那样公开地要了彩礼。同许许多多搞对象的人一样，在双方基本相中了对方以后，他们便双双在公园遛弯儿，一遛二遛，渐渐地坐在一起的时候比走在一起的时候多了，又渐渐地不光是说话，而进入到身体接触的阶段——那最最初级的阶段，便是互相抓着手腕子看对方的手表，当然不是看几点几分，而是边看边问：什么牌的？值多少钱？谁给买的？走得准不准？……潘秀娅很快便掌握了关于薛纪跃那块表的信息：港
装石英电子表，头两年又稀罕又时髦，大概是小一百块买下的，现在一点没旧，却顶多只值四五十块了；是他上班头一天，薛师傅亲自带他到商场钟表部，郑重其事地给他买的；可见他都那么大了，父母还把他当心肝宝贝儿；这也难怪，他们家统共才俩儿子嘛，他又是小的，守在身边的时间最多……潘秀娅手腕上的那块呢？薛纪跃研究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潘秀娅诈唬地说：“我这可是瑞士雷达表！”他认不出那表盘上的拉丁字母是什么意思，他不懂汉语拼音，当然更不懂外文，所以他就当真了。他哼出电视上播放雷达表广告时的那种曲调，末了说：“嗬，你可真够帅的，雷达表！”潘秀娅把手腕子从他手中猛地抽出，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悸动，她告诉他：“什么雷达！外地杂牌货！二嫂走后门买来的，说是内部试销的新产品，六十块钱。她刚给我的时候我还美滋滋的，对她千恩万谢，给了她六张十块的新票子，谁知道不到仨月这表就自由散漫得不
行，快起来一天能快上半拉钟头，慢起来一天能慢十多分钟。我拿去修理，人家说你这号表不管修，杂牌货，有的零件精密度不过关。你说可气不可气！更可气的还在后头呢。我听人家说，这表后门‘试销’的时候，一块才卖五十块钱，敢情我那二嫂还赚了我十块钱！我跟她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只要我在家，她就不敢来……你瞧我的命多苦，我爹我妈才不管给买表哩，我要想戴好表，就得自个儿拼着命去挣！就是真跟你‘那个’了，你能给我买块好表？……”这时候薛纪跃就挺起了胸脯：“给你买！买块雷达的！……”潘秀娅竟闻声扑到了他怀里，倒把他吓了一跳。可潘秀娅随即也就抽回了身子，冷静地问：“你有那么多钱吗？”薛纪跃红着脸说：“反正想买就能有。”于是他们下一次会面的主要活动内容，就成了去王府井大街上的雷达表经销修理部……后来，当他们准备结婚的时候，薛纪跃便告诉她：“我爹我妈要给你买一块瑞士雷达小金表，可得在咱
们结婚那天才能给你戴——为的是求个吉利。这是他们老人的讲究，咱们就随了他们吧。不过，你事前可别跟他们问起这件事，一来显得你不好，二来要让昭英嫂子知道了，非添乱不成……”从那天起，一只闪闪发光的瑞士小金表，便不断在潘秀娅的想象中和梦境中出现。
从薛师傅薛大娘这头来说，他们原本并无给新媳妇买金表当见面礼的宏愿，可经不住薛纪跃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当他们同意给新媳妇买表，但只打算买一百多块钱的国产表时，薛纪跃便暗示他们，这有可能让他跟潘秀娅的关系拉吹：“不是人家贪财，是我们丢份儿！”最后，老两口细细地合计一番，觉得从长远看，给小儿媳妇买块金表也值当。他们拿出薛纪跃名下的那个活期存折以后，手头没有什么活动钱了，只有一个每月存入十元、为期五年的“零存整取”折子。这折子不早不晚，恰在昨天终于到期。老两口结伴去储蓄所取出了那笔款子，去的时候心
境倒还平静，往家返的时候薛大娘不禁百感交集。她说心口发紧，身子发沉，薛师傅只好挽着她，小步小步挪回家中。其实她生理上并无病变，而是心理上失去了平衡。她觉得自己的手腕子那里突然格外地空虚。当年她临上轿子的时候，才戴上了一对银镯子，可那是对什么的镯子啊，说是银的，其实起码掺了三成锡！后来徽子和跃子他们那死去的大姐得了急病，把那对镯子褪下来送进当铺，连服药钱都换不来！解放后好多年了，直到小徽子上中学的时候，老薛换了块上海牌全钢表，才把解放初置的一块苏联半钢表给了她，她的手腕子才算跟手表这玩意结了缘。那表越走越慢，后来干脆死活不走了，修理去不值当，扔了又觉着可惜，她便搁在了大衣柜的小抽屉里，和一些掉了珠花的铜簪子、已经一半发黑的银耳挖勺什么的为伍……她以往是怎么熬过来的啊，如今的新媳妇可真大不一样了，进了婆家门就有块二百来块钱的小金表等着她！她戴上那表，能
孝顺公婆吗？能善待小跃子吗？认出几点几分不难，称出人心好歹不易啊！……尽管回到家里以后，薛大娘心里头还不是滋味，但她脸上、嘴上却没含糊——她庄重地数出了足够的一沓十元钞票，嘎嘣脆地交到了薛纪跃手中，催薛纪跃快去快回。薛纪跃立即骑车去王府井，买回了一块瑞士雷达牌镀金小坤表。
此刻，薛大娘暂且忘记了小金表的事，她且到屋外苫棚里张罗饭菜，并让薛师傅赶紧到马凯餐厅去取事先订好的啤酒。
薛纪跃却在一种不能自已的心绪中，忽然离开了录音机，走到了那带靠背镜的五斗橱边，近乎本能地拉开了右边第二个抽斗。那抽斗里露出两样东西：一个织锦面的大照相册——是同院荀磊送来的礼物；还有，便是配好镀金绞丝表带的那块雷达牌镀金小坤表。这块表的外形是潘秀娅亲自相中的那一种——想当日他俩在王府井那家表店里，埋
头在那些钢化玻璃罩前，从罩下亮闪闪的样品中挑选、评比了好久，直到薛纪跃的兴致已经消耗得点滴不剩了，潘秀娅才终于宣布：“我要戴上这一块！”
现在那一块便放在了这个抽斗中。荀磊送来的那照相册原本有一个硬纸壳的封套，但薛纪跃故意把照相册从封套中取了出来，把这块金表搁在了亮蓝底子带银亭子、红牡丹、绿芭蕉、紫山石图案的织锦封面上，衬托得金表更加豪华光艳。
薛纪跃在观看那只小金表时，眼睛不觉瞥到了搁在抽斗后部的一本小册子——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青年修养通讯”之一《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那是商场团委书记杨及光送给他的。他和潘秀娅置办的家具里没有书架，实际上他们也简直没有什么书值得有个书架来存放，所以这本小册子便在这只抽斗里栖了身——这并非有意的安排，只不过是薛纪跃一个漫不经心的动作所形成的结果。
薛纪跃想把那本书取出来另放一个地方，可终于又懒得那样做。他关上了抽屉，灿烂的金表和红色的书名在他的视觉储留中重叠在了一起，弄得他心绪更其不安。
一扬头，薛纪跃从五斗橱上的靠背镜中看到了自己。他对自己的面容吃了一惊。难道这个人便是今天的新郎吗？在新郎的背后显现出一张罩着粉红色床罩的双人床，难道……那神秘莫测的时刻，真是一分一秒地逼近了吗？
那本《什么样的爱情最美好》薛纪跃翻过一遍，他希图在某一页上能看到一段文字，恰好回答着他心底的疑虑，然而……没有；不但这本书上没有，他翻过好多本书，都没有；他也曾试图去请教那些有可能为他提供答案的人，可末了不是碰了钉子，便是他自己话到了唇边又吐不出来……
薛纪跃这一茬人，顶着初中毕业文化水平的名儿，实际上连小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刚上
到小学三年级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在小学里混到1970年，然后到中学里转悠了一圈，便打起行李卷上山下乡了。原来薛纪跃是分配去插队，薛师傅费了好大劲，走后门把他换成了去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图的是兵团管得严，免得薛纪跃学坏。
薛纪跃所去的那个连队，确实管得严。薛纪跃被分配在大食堂干活，现在回忆起来，那好几年的日子怎么就像一整天似的——漫长而单调的一天。后来有一个跟他一个团但不在一个连队的战友，跟薛纪跃同届的，近两年成了一个挺走红的诗人。薛纪跃偶然看到了他在杂志上登出的组诗，不禁惊讶这位战友怎么能从那段生活中发现那么多的诗情画意，而且组诗的最后一首叫作《我要归去》，以激昂的感情倾诉着对曾是兵团的那块土地的思念，并表示要立即回到那里去——“让我的灵魂成为你的音符，溶化于新时代的豪迈旋律！”那当然完全是一种真诚的精神升华，不过，写出这种诗句的诗人也
当然绝没有真的把户口转回去——薛纪跃在商场遇见了他，他拿到了一笔可观的稿费，正打算买一架星海牌中型钢琴。
薛纪跃一点也不羡慕这位兵团战友。他觉得他们从来就不是一种人，因而用不着去同他相比。兵团里还出了另外一些人才，有后来考上研究生的，有成了著名演员的，有写出整本书来的……但薛纪跃知道，那些战友的父母几乎都是知识分子，有党内的知识分子（还担任着一定的领导职务），有党外的知识分子，学校停课了，人家家里没有停课；薛纪跃这号的市民子弟带到兵团的木箱里只装着薛师傅、薛大娘这种市民家长为他准备的换洗衣物和日用杂品，而那些兵团战友带到兵团的行李中有整箱、整捆的书。当年在兵团搞宣传、写材料、参加文艺宣传队的编写演出的，其中有一些是他们；前几年在报上、刊物上发表作品对那段生活进行无情揭露、深刻反思的也多半是他们；而近来迸发出强烈的回归情思的，又有一些是他们……
他们有着一种精神上的优势，在兵团的几年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宝贵的体验，他们从而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本。但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绝大多数的还是薛纪跃这类的青年，几年的兵团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使他们本来就不丰腴的灵魂变得更加贫瘠。
几年单调、枯燥的兵团生活中，有两件身外事给薛纪跃留下的印象最深。
一件，是在伙房里收拾鲜鱼时，视觉上所受到的强烈的刺激。他们连队附近有一个水泡子，水泡子里有一种鱼，能长到一尺来长，有点像胖头鱼，可没那么肥实。当地的农民都不吃那种鱼，据说他们有一种迷信心理，认为吃了那鱼不吉利。连队后来实在没有荤菜吃，连长就发动兵团战士们破除迷信，撒网打那鱼吃。网上的鱼送到了伙房，薛纪跃负责收拾那鱼，剖开第一条以后，他看见那鱼从嘴巴到肠子根里，寄生着一种白乎乎的
绦虫，让他禁不住一阵恶心；他以为那不过是碰巧了，谁知剖开第二条、第三条……每一条鱼肚子里全寄生着那样的绦虫；他拒绝再剖下去，并建议不要给大家吃那些鱼，谁知连长却满不在乎地说：“怕什么？鱼肠扔了就是，鱼肉照样吃！”
薛纪跃回到北京以后，直到现在还怕吃鱼肉，他一见到鱼，就不免立即联想到那些绦虫，有时他在噩梦里，还会被蠕动的绦虫吓得叫喊起来。
另一件，是连队里的一对老兵团战士结婚。连长主持了他们的婚礼，大家胡吃海塞了一顿，喝了整整一打白酒。第二天一早，那新娘子找到连长告状，告她的爱人，什么罪名呢？她气愤地对连长说：“连长！他……他昨晚上要跟我耍流氓！”连长先是愣住，随后便忍不住仰脖大笑起来……这事半小时内便传遍了连队，薛纪跃也随着大伙哄笑了一阵，但笑完了他心里也怦怦乱跳。说实在
的，对这男女之间的事情，他的无知程度与那位新娘子其实相差无几……
在许多年里，我们对青年人实际上是进行着一种清教徒式的教育，“文化大革命”当中这种教育方式达到了巅峰状态，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一大批社会科学学科固然早经取消，到后来连对青年人进行必要的生理知识传授也没有了，这就导致了三种结果：一种是反而造成了一部分青年人因为性放纵而堕落；另一种是造就了一小部分真诚的性封闭、性冷感的无知、畸形青年，那位认为丈夫的爱抚是“耍流氓”的兵团新娘，便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第三种是绝大多数，他们只好靠着本能、靠着揣测、靠着长辈及过来人的暗示，从混混沌沌逐渐朝明白处摸索。当然，许许多多的人最后都无师自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了，不过也有一些人在摸索中受挫，形成心理障碍，又找不到办法排除，于是便会陷于深深的苦闷与惶惑。
此刻的薛纪跃，恰属于第三种人中的后一类。
……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兵团已经土崩瓦解，薛纪跃也已办妥了回城手续，在一个风雪之夜，纯粹是出于女性方面的主动，薛纪跃陷入了那种事里，但他没有成功。这次惨痛的失败在他心里留下了一个难以愈合的伤口……
那件事，当然纯属他和她个人生活中最最隐秘的部分。至今他不怨她，相信她也不会怨他。当然他愿今生今世再不与她相逢，相信她也抱着同样的愿望。他将永不说出她来，她也将永不说出他去。
然而这件事却给薛纪跃带来了永无休止的自疑、自卑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反馈——强作自信与强摆男子汉气派。
粉碎“四人帮”以后，爱情恢复了它在社会生活中和思想言论中的正常位置，《什么样的
爱情最美好》这类小册子应运而生，大受欢迎，也解决了不少青年人的不少问题；然而对薛纪跃这种心态的青年人进行心理治疗的紧迫性，似乎尚未被普遍地认识，或者感觉到了，而又迫于一种世代相传的习俗不能有所行动——据说，清朝的小皇帝大婚前还要到喇嘛庙里看“合喜”金刚，以接受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为薛纪跃这样的社会成员，提供方便而可靠的咨询方式呢？
此刻站在新房的五斗橱边的新郎薛纪跃，只觉得心里头往外涌着一种异样的滋味，那似乎本是这个日子里所不该有的……
他抬眼望着挂在五斗橱上方墙壁的16英寸着色结婚照，那是在潘秀娅他们照相馆，动用了最好的人力和最充分的物力，经过反复布置、摆弄才拍成的。披白纱着长裙、怀抱花束的潘秀娅，满脸洋溢着真正的幸福感，而西服革履、油头粉面的自己呢？现在望去，
那份自豪和自足的劲头却透着虚伪……
其实他才二十五岁，何必那么着急？潘秀娅也二十五岁，她那个二十五可比不了自己的二十五，她着急，她抓住了“牌子不硬，可好赖是四喇叭”的货色就不撒手；自己多半是在一种古怪的心理状态下才顺势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要向各方面，向自己，证明薛纪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男子汉……
“嘿，哥儿们，发哪门子呆哪！”忽然响起一个粗鲁的声音，薛纪跃转回身去，他看见一个粗短的身躯，一张粗俗的面孔，不禁一惊。
来的那个人是卢宝桑。
来自 畅游助手

日久

7楼 日久说：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前两天刚看到
本帖来自微秘

断线的木偶

8楼 断线的木偶说：
12.一位农村姑娘带着厚礼走来。
郭杏儿手腕上有表，可她还没养成伸腕看表的习惯。再说她双手都拿着东西，想看也费力。她习惯性地凭天光估量着：几点啦？她望着高耸在眼前的鼓楼，心里盘算着：这时候也不知人家在不在家？闯进去合适不合适？
冬日温柔的阳光，亲吻着郭杏儿汗津津、红喷喷的脸庞。
郭杏儿一大早就抵达了北京站。光是出站通过的那条镶着瓷砖的长长地道，就给了她一种新奇而神秘的感觉。那条地道的尽头处装有日本精工表的灯光告示箱，上面有一行四方四正的黑字：“欢迎您到北京来！”这个告示箱据说是日本商人“免费赠予”的，其实是让人家不花钱而做了大广告，并伤害了中国
旅客的民族感情，难怪许多人忍不住给有关部门写信，给报纸写文章，强烈要求撤换那份广告，后来那份广告也果然被撤换了；不过，郭杏儿路过那份广告时，却并没有产生类似的义愤，她只朦胧地感到那种灯光广告发散着一种她以前未曾体验过的城市气氛（用她的语言说就是“城里味儿”），而这种气氛是她梦寐以求的。
郭杏儿落生以后直到如今，不光是头一回进北京，而且是头一回进城。当然，如果把到过只有一条“大十字”街的县城也算作进城的话，那么勉强可以算是第二回。其实村里跟她那么大的姑娘，没进过城的多矣，本没什么好惭愧的，问题在于郭杏儿的父亲郭墩子是1960年打城里返回村里去的，而且，严格来说，郭杏儿是她娘在城里就怀下的，她得算是城里的姑娘落生在了乡村。自打她懂事以后，她就不断听父亲讲起城里的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城里，是首都北京！父亲经常这样开口讲话：“这事要是到了北京
呀……”“这东西要搁到北京去呀……”“这干部要跟北京的干部比呀……”“这个理要拿到北京去论呀……”使得郭杏儿在意识里不仅觉得北京的人和物非同一般，就是道理，好像也另有一个，更神圣，更伟大。
但是郭杏儿命苦。她娘生下她以后，就一直是病病歪歪，隔一年生下她弟弟枣儿以后，更是整整有一年卧病不起，虽有她爹拼命地挣工分，生产队对他们也算相当照顾，但是整个村的生产始终上不去，连没灾没病的人家都受紧，他们那日子穷窘得就更没法提了。好容易她娘缓过劲来了，她爹那茁壮的身子，有一天却突然垮了下来——他全身浮肿，一直肿到连眼睛也睁不开，终于在杏儿九岁、弟弟枣儿七岁的时候合了眼。那正是“文化大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们那个村里也闹腾了一番什么“夺权”“反夺权”，把生产队的干部也挂牌子斗了一通；高音喇叭就安在杏儿她家墙外的电线杆上，整天哇啦哇啦吵个不停……后来杏儿、枣儿大了，
她娘告诉他们说：“你们爹生是让那高音喇叭气死的！”娘又叹息说：“亏得你们爹脾气倔，回村以后指派也好、选举也好，让他当那队干部他死活不干，要不，病成那样说不定也得揪出去斗……”
有人来劝杏儿、枣儿娘改嫁，她给人家沏上茶，还留人家吃饭，可任凭人家千言万语，她只是一句话：“俺一个人能把杏儿、枣儿拉扯大。”杏儿早熟。她十二岁就不再去学校上学，天天坚持下地干活。她很快成了枣儿的另一个家长，而且往往比娘还更显得强而有力。
杏儿争强好胜。当她只能拿“娃娃分”（即队里给未成年的劳力定的低值工分）时，她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一点不比大嫂大姐们少，干吗少给俺工分？”可是当她十四岁上终于拿到“妇女分”（即队里给妇女壮劳力定的低于男劳力的工分）时，她又去找队长争辩：“俺干的比哪个大小爷儿们差？干吗不
给俺满分？”所以“批林批孔”那阵，公社把她树成了“争取男女同工同酬”的典型。结果却使得队里干部对她极度反感，于是专派她去干那最脏最苦最累、而且往往是妇女不适于干的活。当然也不能只派她一个去，每次总要搭配上几个其他的女劳力，这样又弄得那几个女劳力对她不满：“让杏儿一个人去‘典型’吧，俺们不要这路同工同酬！”事实证明，“大锅饭”形式的“同工同酬”除了具有理论上的某种瑰丽色彩而外，并不能真正调动起农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有一天杏儿也不干了，她跑去找公社书记说：“俺要求同酬，可不能完全同工！”书记大吃一惊，忙问：“怎么啦？”杏儿瞪圆了眼睛说：“没什么，就因为俺是个女的！”她这个“典型”因而崩溃。
杏儿想多挣工分，早点让家里富裕起来，确实并不是为她自己，她是为了枣儿，为了枣儿也就是为了娘。她知道娘的心思，娘再疼她，也跟疼枣儿有区别。她早晚是要离开家
的，而枣儿却必须永远留在娘的身边。她和娘供枣儿上完小学，又供他上中学。她和娘为枣儿攒着一笔钱，从一块钱起头，慢慢地往上增添……
村里有的姑娘，七竿子八棒槌攀上了城里的亲，还并没能嫁到那里去，只不过去逛了一趟，回到村里那劲头啊，就像当过了西太后似的。有一回下地当中打歇儿，一个叫红桃的姑娘——她不久前刚到石家庄去过一趟——掏出一张照片让大家伙传看，那可是在城里照的！背景是座高楼，有人数了数，足足有六层。再高的楼他们也从电影上见过，问题是红桃就站在那高楼前头，并且说她在石家庄的那几天就住在那楼里，这就不一样了；据红桃说，楼里人不睡炕，睡床，那床软得不行，她睡不惯，人家就拿来个大铁箅子似的东西，只有半人高，说让她睡那个，那咋睡得下呢？她正疑惑呢，人家就把那“铁箅子”打开了，敢情那叫“折叠床”，连支子都是现成的，睡着不那么软了，可也不踏
实，她到第三夜才习惯下来……她还形容了半天无轨电车。有个人问她：“咋叫无轨呢？”她眨了眨眼，笑着说：“破除迷信呗，没有鬼，不闹鬼呗！”在一旁早就见不得她那张狂劲的杏儿忍不住开口了：“你懂啥呀？无轨就是没有轨道！”可有人问：“啥叫轨道呢？”轮到杏儿眨眼了，她只觉得心里头有那么个意思，可嘴上就是讲不出来，憋了个大红脸。这样，不但红桃扬着声音嘲笑她，在场的人也都哄笑起来。杏儿急了，便大声嚷：“俺爹还去过北京呢，你们忘了俺家有他的相片啦？”她家躺柜上头的镜框里，正当中的两张就是她爹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照的。一张背景是天安门，单是她爹一个人，另一张是她爹和荀大爷，两人表情过分严肃地站在那里，毫无必要地采取了严格的立正姿势……凡到过她家的乡亲们自然都见过那两张照片，可这毕竟不同于杏儿自己去过北京，因此他们还是都捧着红桃而鄙夷杏儿。红桃更火上浇油地讥讽说：“杏儿你
别在姐姐前头夸见识，你连咱们县上还没去过吧？有鬼没鬼还用不着劳动你来给大家伙嚼舌头！”
杏儿打那天起就下决心一定要进城。1977年麦秋以后，听说县里设了自由市场，杏儿就挽上一筐鸡蛋，要去县城。娘不让她去，说就在五里外的公社镇上卖了算了，可她偏要去二十多里外的县城。她果然一步一步地走着去了，并且在县城边上的自由市场很快卖完了她的一筐鸡蛋。她原不是为卖蛋而来的，所以卖完蛋她就赶紧进城去逛——县城让她失望，因为那县城除了一处叫作“大十字”的街道以外，其余的地方并不比公社所在的镇子强。那“大十字”不过是以四座三层楼房为标志的一个十字路口，各自向东西南北延伸出几十米的商业区，便消融在农村式的房屋中了。杏儿进了东北角的“百货大楼”，倒是有不少使她眼儿发亮、心儿发痒、拳儿发紧的新鲜商品，特别是那薄得透明，或红或绿之中还闪着金丝银丝光芒的纱
巾，红桃脖子上常示威性地绾着一条——是她从石家庄带回来的。杏儿真想买下一条呀，红桃那条是浅粉的，自己要买就买上一条碧绿的，跟她斗斗，看谁的俏、谁的艳——杏儿手里卖蛋得来的钱有二十来块呢，买下一条那样的纱巾不成问题；可想到家里的情况，想到枣儿下学期的书本费，想到枣儿嘴唇上滋出来的小胡子，特别是想到为枣儿盖房子攒下的钱还不够买砖瓦的数儿，杏儿便强咽着唾沫，离开了那挂着一溜纱巾的柜台……杏儿不知不觉地登上了三楼，忽然有人大声地叱责她：“你怎么上这儿来啦？下去！”杏儿这才发觉三楼原来是办公的地方，而且在二楼通往三楼的楼梯那儿立着个木牌子：“顾客止步”。她脸红耳热地赶紧转身返回二楼，让她不堪忍受的一声呵斥从她背后传来：“真不懂事！瞎胡窜！”
杏儿的头一回入城经历给她心灵上带来的不是慰藉而是屈辱。她一边往家走一边重整她的自尊心。如果说她爹给予了她一笔可贵的
遗产，那么这遗产就是一种高度的自尊，而同自尊相联系的便是一种甘愿为比自己弱小的人提供援助的豪爽。她想那粗暴斥责她误上三楼的人才是真正的不懂事——她爹跟她讲过，她印象很深，北京有条大街叫王府井，王府井当中有座百货大楼，百货大楼从一层到三层都卖货；准是那关于北京百货大楼的印象使得她朝三楼走去，只怪这县里的“百货大楼”没气派，也是暴露出这县里的人没见识——在北京王府井的百货大楼，人人自然都一直要逛到三楼的！
当她路过城边的自由市场时，只见围了一大群人，她本能地挤过去看，只见当中是一个比娘还老的妇人，在那儿向围着的人哭诉——她好不容易卖出了两只活鸡，得了四块钱，为的是给老伴买药，却不想一出市场，那四块钱就让人给掏了……杏儿没有诉诸理智，她只是被老妇人那只皱缩得像鸡爪子似的手，以及那只手所擦拭的翻着红眼睑的一双混浊的眼睛所打动，便一下子挤到了最前
面，从怀里取出包钱的手绢包，打开手绢，从自己的那一叠里，取出两块钱来，递到了老妇人手中。她只简单地说：“大娘，俺给您补上一半。再多俺也不能了。俺娘还等俺送钱回去呢。”旁边的人嗡嗡地议论起来，杏儿一边挤出人群一边高声地说：“不要脸的贼儿，良心让狗给叼了！瞅见了吗？俺这儿还有钱呢，有种的到俺这儿试试——咱们今儿个算个总账！”
她扬长而去。人们在背后望着她，以为她会武术；那老妇人手里攥着那两块钱，比丢了钱时还发懵，竟忘了追上去向她道谢。
可杏儿走迷了路。越迷她越慌张，毕竟她是头一回出那么远的门。当太阳渐渐睡进远山，田原的色彩变得暗淡时，她急得流出了眼泪。
终于，绕了好大一个弯子，她才认准了回村的路。天眼看就要黑下来了，杏儿的心像吊桶一般上上下下。她突然感到她十八年所生
活的村落是那么渺小，离城市竟有那么遥远。她从未有过的那么一种孤独感、空虚感袭上了心头。她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一个趔趄没立住，摔倒在地，筐子滚得老远。她爬起来，就势坐在一个土埂上，爽性哭出了声来。
就在这时，有一个声音传入她的耳中：“郭——杏——！”“杏儿姐！”
这亲切的声音给了她无限的温暖，无限的力量，她一下子跳起来，迎着那声音跑了过去……
当杏儿终于和枣儿会合到一起时，她见到的是枣儿一张惶急烦怨的险。当她和枣儿进到家门时，娘二话没说，伸手就给了她脸上一巴掌。这是多少年来娘头一回动怒打她，可她觉得这一巴掌是那么甜蜜，蕴涵着那么多深切的关怀和难以形容的挚爱。她迫不及待地扑进了母亲的怀抱，尖着嗓子大叫了一声：“娘！”
第二天娘原谅了她的一切，包括那舍出两块钱的慷慨行为。
1980年麦秋后，他们村实行了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二十岁的杏儿成了家里名副其实的顶梁柱。枣儿高中毕业，试着考了大学，没考上——原也没指望考上，但杏儿一定要枣儿去试试，结果那回他们那个区没有一个人考上，所以大家都心平气和。杏儿和枣儿不让娘再下地干活，杏儿把地里的活儿包了，由她做主，让枣儿在家里养上了鹌鹑。枣儿有文化，买了养鹌鹑的书，能看懂，能照办，还能针对当时当地的情况灵活掌握，结果成了村里的小专家，带动起五、六户一块儿养起鹌鹑来。县里的食品公司跟他们订了合同，他们不但提供鹌鹑蛋，还提供种鹌鹑和肉鹌鹑。娘在家里专管做饭，还喂了一口猪、十来只鸡，那猪喂着为了过年时宰来自家吃，那鸡喂着为了自家吃蛋。杏儿家眼见着富裕起来，到杏儿进京之前，她家原有的
三间房整修了不算，还给枣儿盖齐了三间带廊子的新瓦房。枣儿成了村里最拔尖的几个姑娘的争夺对象，只要他自己下定决心，挑准了人儿，娘和杏儿立时就能给他风风光光地办妥喜事。
是秋收后一个天高气爽的日子，娘、杏儿和枣儿坐在院里柳树下吃饭，杏儿问起枣儿：“你究竟想把谁娶到娘身边来啊？要是红玉，俺可别扭。”红玉是红桃的妹子，随红桃到石家庄去给干部当过保姆，杏儿觉得她们姐俩都太张狂，过去一心想嫁个城里人，如今红桃嫁了村里腰包最鼓的张木匠，红玉一天恨不能往枣儿的鹌鹑窝边来三趟。
枣儿红着脸，笑着说：“姐你放心，她是剃头匠的挑子……”说到这儿，朝杏儿望望，脸更红了，终于，把憋在肚子里多少天不好意思说出来，可又不能不说的话吐出了口：“姐，不办完你的事儿，俺的事儿说啥也不能办。”
娘也望着杏儿，叹出了一口气来。
杏儿心里热烘烘的。娘早私下跟她盘算过。娘也曾提出来，先把她风风光光地送出去，再把枣儿的媳妇风风光光地接进来。杏儿跟娘表白过：“俺不是还没恋上哪个人儿吗？再说，不把枣儿的事从头到尾操持完了，您说俺能先走吗？俺走了就是人家家的人了，回来操持碍手碍脚的，哪能像现在这样甩得开？”娘听了点头。就在那种情况下，娘开始提到了荀大爷，提到了荀大爷生下的跟杏儿同年的磊子哥，提到了杏儿她爹跟荀大爷的非同一般的关系，自然也就提到了当年两个口盟兄弟的“指腹为婚”。在以往生活贫窘的情况下，娘没心思提起这些事，偶尔提及，也只作为一种单调生活中的玩笑式的点缀；然而当家里生活富裕起来以后，娘便觉得原有的差距大大地缩短了，因而那梦幻般的设想，也似乎有了一定的可能性。近来娘嘴里常忽然间冒出这类的话来：“你们荀大
爷不知道是不是还住在钟鼓楼那边？”“你们磊子哥不知道找上个什么工作？”“荀大嫂不知娶进了儿媳妇没有？”……
杏儿越来越成为一家之主，她早用不着在娘和枣儿面前害臊，这天枣儿既然当着姐姐面提起了姐姐的婚事，她便爽性给他们一个明确的回答，并提出了自己的计划：“枣儿的事俺操持，俺的事说实在的也不宜再拖。俺虚岁都上二十四了，咱们村有几个俺这么大还没出阁的？两个巴掌都凑不齐了。可你们也知道俺眼皮沉，心气高。俺要找就得找个可心可意的。俺这辈子还有个心愿，就是进趟北京城。所以俺打算大秋以后去趟北京，一来看望看望荀大爷荀大妈，二来为枣儿置办点鲜亮的家当，三来呢……也撞撞俺的大运。”
娘和枣儿听她说一句点一下头。就这样，杏儿进京了。她提了老大一个旅行袋，旅行袋里有十盒鹌鹑蛋。按说她出了火车站该直奔
钟鼓楼那边去，可是走到公共汽车站一看，站牌上写着的站名里净是让她心荡神驰的站名：王府井、天安门、中山公园……她不由得自己不直奔天安门。她在天安门前排队照了两张像，一张用天安门作背景，另一张用人民大会堂作背景。照后一张时，她下意识地想：“这张该是两个人并排站着照啊……”她提着个大旅行袋逛了中山公园，又拐进了故宫，糊里糊涂地从东华门钻了出来，正懊悔自己不该瞎胡窜时，偶然听到身旁的人谈话，才知道王府井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于是她兴致勃勃地走到了王府井，无限激动地走进了百货大楼，她一口气登上了三楼，还下意识地在三楼那儿跺跺光亮如镜的水磨石地板，内心里得到了一种极大的满足。她从三楼往一楼逛，她想起了娘告诉她的话：“你荀大爷喜欢喝酒，你荀大妈最喜欢吃甜的。”于是她在一楼买了四瓶最贵的白酒，想方设法把它们塞在了旅行袋的边上，又去买了三个装在漂亮的盒子里的花蛋糕。这样
尽管当她走出百货大楼成了一副怪样子——一手里直提着个鼓鼓囊囊的旅行袋，一手弯臂提着三盒捆扎在一起的花蛋糕，行走格外累赘，她心里却美不可言。她想她这样走进荀大爷家门时，该可以完全问心无愧了。
她在热心的人们指引下，来到了8路汽车站，并且恰好遇上了一辆不算太挤的车，又顺利地坐到了鼓楼跟前。剩下的事，就是找那条胡同和那个院门了。
啊，这就是鼓楼。鼓楼比她想象的还大，这让她高兴。在鼓楼后身她发现了一口大铁钟。那一定是打钟楼上取下来的。大铁钟也没个亭子存身，就那么暴露着，让她觉着可惜。她看见了钟楼。她觉得钟楼真秀气。不知为什么，她觉得可以把钟鼓楼比作一对夫妻，鼓楼是夫，钟楼就是妻。他们永远那么紧挨着，不分离。她经过了一个叫“一品香”的小烟酒店，问了好几次路，拐了好几个弯，才终于找到了荀大爷住的那条胡同。
当她走进那条胡同时，她不禁有些惊讶，原来北京不尽是那么宏伟壮丽，也有这种狭窄、灰暗的地方……她找到了那个院门，院门口站着一群人，其中不少是小孩子，有个孩子用一根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仿佛随时准备燃放。她很快便看见了大门两边贴出的红囍字。不知怎么搞的，她的心下意识地一紧，一路上她都没觉得手里的东西沉重，刹那间却顿感胳膊疼痛……怎么这么巧，今天磊子哥他——
“你是贺喜来的吧？”挑着鞭炮的小竹主动跟她搭话，“快进去吧，新娘子这就快到啦！”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早已到达，并站在了等候迎亲小轿车的人群中。那大姑看出来这位姑娘不像城里人，而且薛家亲朋中并无这样一个角色，便走拢前去问她：“姑娘，你找谁呀？”
杏儿回过神来，对她说：“俺找荀家，荀兴
旺是俺大爷……”
“啊，你是荀师傅的侄女呀？对对对，是这个院，你进门往右边拐，你大爷就住右边那个小偏院。”
杏儿便进院去了。她仍未从误会中解脱出来，但她已经恢复了自尊。她想她一定不能透露出半丝不自然的神情，她一定要大大方方、诚心诚意地给磊子哥贺喜，并且她决心给磊子哥补上一份厚礼。
在那古老的门洞里，两只毫无用处但又舍不得毅然扔掉的藤椅吊在上方，在那个位置上，今天早晨里院北屋纤秀的大学生张秀藻曾经有过短暂的停留，并产生过剧烈的感情波动；此刻却又是另一个姑娘——从几百公里外的乡村来到的粗壮的郭杏儿，右手握着沉甸甸的旅行袋，左手拎着三盒捆在一起的花蛋糕，止步凝神，心头掀动着风风雨雨……
噼噼啪啪，门外猛地响起鞭炮声。迎亲的小轿车到了。
13.婚宴上来了一位不寻常的食客。你知道当年北京的“丐帮”吗？
北京市民的嫁娶风俗，到了1982年，还是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居多。“旅行结婚”主要还是流行于干部和知识分子子女之中，“集体婚礼”虽经报上一再宣传提倡，参加者在嫁娶的总人数中所占比例究竟寥寥。当然，正像每棵柳树都不仅不同于杨树、桑树、榆树……它们与别的柳树又有所不同，薛纪跃潘秀娅式的嫁娶一般都分下列步骤：一、小轿车迎亲。车到男方门口要放鞭炮、撒五彩纸屑。门口自然要贴红囍字。二、在男家成亲。主要招待男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要留下吃饭。女方家如离得远，一般只有女方的送亲人员（一般是嫂子、姑姑、姨之类人物）到场，女方的父母及其他亲友该天一
般并不到场。三、当天或第二天男方随女方“回门”，“回门”一般就不坐小轿车而改为骑自行车或乘公共电汽车了。女方家里招待女方的亲友，其中主要的亲友一般也要留下吃饭，但排场花费一般都逊于男方家中。四、一般在一周后，两对亲家和一对新人，加上最直系的亲属，在一起聚餐——自然以在男方家中居多，但也有汇聚到女方家中的。到此，嫁娶活动也便“曲终奏雅”了。
在这同一流派中自然又有对各个环节的不同处理方式：有的迎亲时绝不满足于一辆小轿车而要搞成一个“车队”——那自然都不是租的出租汽车而是动用公车，一般是一至二辆小轿车，外加二至三辆“小面包”或小吉普；有的不是在男方家里摆宴而是到饭馆包席，以这种办法行事时，一般男女双方的家长和双方的至亲好友都同时到场，“回门”的环节依然保留，但一般也就不再宴请来客，而只以茶水糖果招待——采取这种方式时，在饭馆包饭的花费双方家长都要负担，当然，一
般男方要出大头。
薛纪跃成亲这天，不算担负迎亲任务的嫂子孟昭英，头一个到达的亲友竟是卢宝桑，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
薛纪跃看见卢宝桑不仅扫兴，而且厌恶，但他无可奈何，只好强颜欢笑，从五斗橱边走开，招呼卢宝桑说：“你呀！坐吧！吃糖！”
卢宝桑不仅穿得邋邋遢遢，而且胡子拉碴，毫不掩饰他对主人尊严的漠视，一屁股歪坐在新沙发上，望望茶几上的糖果碟，甩着嗓门说：“谁他妈吃你这破糖！送我包烟是正经。”
薛纪跃扔给他一包过滤嘴的“礼花”，他接到手里一看，撇撇嘴，把那整包烟往茶几上一撂，伸直脖子抗议：“就他妈给我抽这个？去去去，把你那三五牌的掏出来，我知道你小子有，你他妈不给我抽留着给谁抽？”
薛纪跃确实有几包三五牌的英国烟，是潘秀
娅的娘家人捣腾外汇兑换券买来的，可他实在不愿意拿出来招待卢宝桑，便沉下脸说：“你别嘴里不干不净的好不好？就这个，不爱抽你别抽！”
卢宝桑瞪了薛纪跃一眼，“扑哧”一声乐了，歪头又从茶几上抓过那包“礼花”烟来，打开取出一支，从兜里掏出个打火机来，“吧嗒”打出老高的火苗儿，点燃了那支烟，遂舒舒服服地仰脖靠在沙发上，小孩嘬奶般地抽了起来。薛纪跃注意到他手里玩弄着的那只打火机，是只外国造、超薄型的，也不知镀了种什么合金，表面光滑锃亮。这只高级打火机和他那身邋遢的衣装，在薛纪跃眼里不但并不显得矛盾，而且，薛纪跃感到两者配在一起，倒恰恰最能体现出卢宝桑之为卢宝桑。
卢宝桑那么大模大样、心安理得地坐在沙发上，带着最佳竞技状态的食欲和一副功能健全的肠胃，准备在婚宴上大吃一顿，在他自
己来说，也实在是具有最最充分的资格。
卢宝桑的父亲叫卢胜七，卢胜七的妹妹嫁给了薛纪跃大姑妈的小叔子，所以卢宝桑也管薛纪跃的大姑妈叫姑妈。依此类推，他管薛纪跃的父亲叫大爷，管薛纪跃的母亲叫大妈，他跟薛纪徽和薛纪跃也就是平辈的兄弟了。自家兄弟今儿个结婚，他难道不该来吗？
还不光是这么一层关系，如今他跟薛纪徽、孟昭英在一个单位，所以他又是薛纪跃兄嫂的同事——还不光是一般的同事，薛纪跃、潘秀娅置办家具时，他这个搬运工可尽了大力，往这屋里搬那三开大立柜时，摆放时，都是他吆喝着指挥的。难道他还不够哥儿们吗？
卢宝桑今年已经二十九了，还打着光棍。在他身上，家庭或者说家族的那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很明显的。
似乎还没有哪个社会学研究者，来研究过北京的市民。这里说的市民不是广义的市民——从广义上说，凡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是北京市民；这里说的市民是指那些“土著”，就是起码在三代以上就定居在北京，而且构成了北京“下层社会”的那些最普通的居民——这“下层社会”自然是一个借用的语汇。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北京城的任何一个居民，人格上都是平等的，并且已不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层次区分，因此，要准确一点地表述，就应当这样概括他们的特点：一、就政治地位来说，不属于干部范畴；二、就经济地位来说，属于低薪范畴；三、就总体文化水平来说，属于低文化范畴；四、就总体职业特征来说，大多属于城市服务性行业，或工业中技术性较差、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范畴；五、就居住区域来说，大多还集中在北京城内那些还未及改造的大小胡同和大小杂院之中；六、就生活方式来说，相对而言还保留着较多的传
统色彩；七、就其总体状况的稳定性而言，超过北京城的其他居民——因为不在“官场”，所以没有“宦海浮沉”的戏剧性变化；因为不涉“文坛”一类的“名利场”，所以也没有多少荣辱明灭的敏锐感觉；他们离政治较远，既没有被当作过打击、批判的重点，也没有被当作过平反起复、落实政策的对象。文学艺术也很少把他们当作描写重点。有的人干脆鄙夷地称他们为“小市民”，或一言以蔽之曰：芸芸众生。
但他们的存在及其素质，实在是强有力地影响着北京城的总体社会生态景观，所以倘全面致力于北京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提高，就不能不研究他们、体察他们，从而引导他们、开化他们。请每一个自我感觉是外在于“小市民”的“大市民”考虑一下：你的生活离得开“小市民”吗？你不可避免地要在商店里遇见他，在公共电汽车上遇见他，在人行道上遇见他，在公园里和影剧院里遇见他，在饭馆里和冷饮部里遇见他……一句
话，你其实是离不了他。你之所以能保持一种“大市民”的优越感，恰恰是由于有许许多多的“小市民”在社会上为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填补着你以及你引以为同类的人所不甘、不屑去填补的社会空隙——并且绝非小而无碍的空隙。
人们总是一再抱怨：服务行业的一些服务人员，服务态度怎么总是不好？工厂的一些青工，“小市民”子弟，怎么总是那么粗野、颟顸、放纵？通过思想教育、批评表扬、奖励惩罚乃至于“严肃处理”等手段，当然也解决了不少问题，然而，人们似乎还需要从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的社会属性和特殊文化、心智、心理、教育结构上，去进行细致的研究，从而摸索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教化手段来，恐怕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
当然，他们当中的情况又人各有异。
卢宝桑是怎么个情况呢？
卢宝桑的父亲和母亲，都属于北京城内世代的城市贫民。
到晚清时候，北京城内最下层的贫民大体上分布在两个区域：一个区域是内城的钟鼓楼一带，所谓丐帮（乞丐集团），大体上就麇集于此，每天白天由此向东、西、南三个方向推进，四处求乞，晚上再返回钟鼓楼附近的“营盘”（门洞、街檐、穿堂、窝棚）；另一个区域就是外城的天桥一带，天桥虽然也有乞丐，但其主体却是各色耍把式的人物，他们不大流动，一般就居住在龙须沟、储子营一线往南的杂院破屋中。
卢宝桑还记得他的爷爷，他爷爷1957年才得病死去。他记得最清楚的一点，就是爷爷晚上有穿着鞋睡觉的习惯——等他长大了他才知道，那是因为当年一到冬天，乞丐们难以生存，晚上便聚集到“火房子”中去过夜。所谓“火房子”就是摇摇欲坠的颓败官房（当年可能是官府巡街的“执金吾”们碰头的地
方），房中已片物无存。乞丐们在房中挖一个坑，拾一些树棍点燃一堆火，围烤之后，便不分男女老幼地胡乱躺下一睡。因为有鞋的乞丐怕无鞋的乞丐将自己的破鞋穿走，所以一概穿着鞋睡觉。据说当时丐帮的帮规是：凡别的乞丐到了手、上了身的东西，其他乞丐如果强夺、偷拿，便要处死；但凡别的乞丐脱了手、离了身的东西，当面捡走、取走却都名正言顺。
卢宝桑的爷爷一度当过“杆头”，即“花子杆儿”。如今有出京剧《豆汁记》还经常演出，戏里面那金玉奴的父亲金松，便是个“杆头”，而且是个好人。所以卢宝桑由《豆汁记》而对京剧好感，又由《豆汁记》而对跟薛大爷他们同院的澹台智珠好感，并由此又使他那粗粝的灵魂中增添了一点朦胧的温柔——这且不去说它。
卢宝桑爷爷那一辈的乞丐，是把求乞当作一种职业的，同当年钟鼓楼的当铺以苛酷著名
一样，当年钟鼓楼的乞丐也有“刁民难惹”的声威。逢到官商富民有婚嫁寿喜的红事，丐头便率先跑去“祝贺”，门房、账房倘若不予理睬，甚而驱赶叱骂，那么过不了多久，在丐头指挥下，众乞丐便会轮番跑去骚扰，花样迭出，直到门外来宾与门内主人不堪忍受，命令门房、账房散钱施舍，他们方会渐次收兵。
当年的乞丐有“软乞”“硬乞”“花乞”“惨乞”诸种不同的求乞方式，大有京剧分生、旦、净、末、丑不同行当的意味，而同一行当中则又分化出不同的门类，如京剧旦行中又有正旦、青衣、花旦、闺门旦、泼辣旦、玩笑旦、武旦、刀马旦等等，各种行乞行当中又分出许多种不同的求乞花样。所谓“软乞”，多为老弱妇女乞丐，以哀求哭喊达到目的，针对不同的对象，口中数来宝式地吐出诸如此类的话语：“太太给我两个钱，太太长寿万万年。”“乌龟上门来，老板大发财。”“老爷大施恩，抱子又抱孙。”……“软乞”中又
分“坐乞”和“叫街”两种，“叫街”在游动中有时也收起哭腔露出凶相，喊出诸如“不给财，我不来，你剩下残钱买棺材！”“你不给，我不乞，看你子死急不急！”一类的怪话，但毕竟还属于软磨的范畴，与“硬乞”不同。“硬乞”的多为青壮年男子，嘴上不一定有那么多功夫，主要靠动作、行为取得效果。一般又把他们的求乞方法称为“做街”，如手执两把长刀或两块整砖，不断拍击裸露的胸部，使胸部红肿见血；又如口衔数枚长钉，手持砖头一块，当众把长钉插入头部一个肉疙瘩中，以砖头击砸，钉缝中鲜血迸流，凄厉可怖；再如用一条带铁钩的铁链，将铁钩剜入锁骨之中，拖着铁链行走，铁链尾端往往还缀着一个铁球，击地当当有声……“花乞”者是借用一些最原始的杂技手段，如舞“莲花落”（手执一竹竿，每节挖几个眼孔，眼孔内贯几个制钱，边舞边乞）、打“玉鼓”（手持一个竹筒，一边绷着猪尿脬，以手指弹拍出变化的节奏）、“点风头”
（在印堂中插一根粗针，针尖顶住一只粗碗，一面摆动一边求乞）、耍青蛇、拿大顶等等。“惨乞”则是指残废乞丐的求乞，如“看照壁”（下肢残缺，以烂布系着膝盖、护着臂部，坐在地上移动）、“翻太岁”（手足全残，在烂泥中翻滚）、“解粮草”（残废乞丐卧倒小木车中，两乞丐伴前挽后）、“驮石头”（男丐背负残废女丐过市）等等。
同薛家同院的荀兴旺师傅，小时候也跟着母亲要过饭，但那是农村荒年穷苦农民临时性的谋生方式，与北京城内当年丐帮的职业性乞讨的生活方式，有着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两种人不仅心态不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貌往往也有很大的区别。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成年以后大体上属于“硬乞”的行当；北京解放的时候他已经三十六岁，还没成亲，直到1950年被政府救济安置，当了蹬平板三轮车的工人，才算有了个真正能有益于社会的固定职业；1952年
他奔四十岁去的时候，才娶上了卢宝桑的娘，而她当时也已经三十五岁了。这一对晚婚的夫妻在婚后第二年有了卢宝桑这么个独生子。
曾经在北京市内的货运事业中起过重大作用、并至今仍起着一定作用的平板三轮运输业，长期以来属于合作社即集体所有制性质，细细考察起来，其中的三轮车工人，经历纯洁的城市贫民固然占一定比重，但也不乏两股旧社会的沉淀物：一种即是卢胜七式的贫民，贫则贫矣，而又并无劳动资历，大都是过去的乞丐、混混、破落户的败家子弟等号人物；另一种则是解放前下层军官、警察、帮闲中罪行较轻、民愤不大的那伙人，经过一段审查、教育，或宣布为管制分子，或免予法律处分，因他们与上一类人物一样，并无一技之长，所以其中一部分也安置到了平板三轮运输工人的队伍之中。这两种人有着若干共同点：缺乏劳动习惯，精于抽烟喝酒；缺乏自尊自爱，惯于谈男说女；贪
小利却又讲义气，善挥霍却又能吃苦……当然，绝非人人都是这样，而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他们的消化、改造，他们中的多数人也确在不断地发生着弃糟粕、增精华的可喜蜕变。
但是，把他们完全消化、改造为新人绝非易事，须知改造溥仪、改造战犯也有他较易入手的一面——他们有文化，可以做哲理性的思考，政治立场一旦转变，倏忽可成可爱可敬之人；改造社会沉淀物却有极其艰难的一面——他们没有文化，却有着一肚子垃圾，即使他们政治上没有问题了，他们也还可能散发出可厌可鄙的气息。
有一回在鼓楼边烟袋斜街里的鑫园浴池，卢胜七、薛永全、荀兴旺仨人恰好遇到了一块。仨人在最烫的池子里泡够了身子以后，就都到外头卧榻上躺着歇息。这时候如果有人注意观察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尽管一眼望去都不属于干部、知识分子，而属于劳动群
众范畴，但各自在体貌、气质上，又有着明显的差异。
荀兴旺师傅皮肤黧黑、粗糙，但肌肉饱满、匀实、紧凑，整个体态给人一种粗犷而充实的美感。这主要不是因为他比他们要小上几岁，而是因为他是一个从小从事正常体力劳动的生产者和战斗员，开头是种地，后来是当解放军，最后当产业工人。
薛永全师傅皮肤白中透黄，体态略偏肥胖，但又处处显露出艰辛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他把两块雪白的大浴巾那么一围、一披，再往卧榻上那么一躺，你就是不知道他当过喇嘛，也能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寺院中的卧佛，那形象很难说美，却也绝不丑陋，也就是说，望去还是顺眼的。
卢胜七的皮肤是一种很难形容的土褐色，脑门上有个畸形的肉疙瘩，那是当年搞“硬乞”时，有意培植起来以供铁钉插入的；右胸上有个怪模怪样的伤疤，则是当年在“硬乞”中
钩以铁钩的所在……和他的许多蹬平板三轮的同行一样，他们从三四十岁才开始从事正常的体力劳动，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可能再根本改变早已完成发育的体型，另一方面他们的骨髓、肌肉系统又不得不拼命尽力为适应新的负荷而变形、增生，因此他们的体型大都变得格外古怪。卢胜七就是如此：胸肌并不发达，而腹肌紧凑，上膊精瘦而下膊粗大，腿部青筋暴凸，整体形象令人不禁联想起一只螳螂或蜘蛛来。
他们的气质就更加不同。荀兴旺要了壶茶，就用浴池的茶叶，服务员来冲水时，他亲切而自然地同服务员搭话；从他的表情上可以明白无误地看出，他觉得服务员同自己是阶级兄弟，现在人家为他服务，另一场合他也许就为人家服务。薛永全也要了壶茶，也买的浴池的茶叶，但他只将袋茶的封口撕开三分之一，倒入壶中一半茶叶，然后将纸袋折好，将另一半茶叶留下，以备带回家中；当服务员冲水时，他欠身连道：“劳驾您哪”，
礼数极为周到，但多少显得有点世故。卢胜七可大不一样了。他是自带的茶叶，用小扁铁筒装着——待人家的茶都沏好了以后，他才取出那茶叶筒，连连对人家说：“用我这沏吧，用我这沏吧，我这是一块二一两的正庄货……”人家自然辞谢，他便把人家的茶壶端过来，掀开盖儿看不算，还把鼻子凑拢去闻，龇牙咧嘴地说：“不灵不灵，这五毛钱一两的色儿不正，味儿不纯，喝了拉嗓子眼儿。”评论完了把自己的茶叶筒盖子打开，硬凑到人家鼻子底下让人闻：“闻闻我这是什么味儿！”他高声吆喝着催叫服务员，让人家来给他冲茶，人家端来了茶壶，他拉过来从壶盖检查到壶嘴，挑出了一大串毛病……当人家往壶里冲水时，他斜倚着，微闭着眼，分明是在享受着一种伺候……
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跟薛永全、荀兴旺就这么着大不相同。
卢胜七1982年已经六十九岁了。他早已退
休。他养了一只画眉、一只蜡嘴，为它们置备了精致而昂贵的鸟笼、食罐、罩幢等器物，前者养着为听鸣唱，后者养着为观衔球。卢宝桑总成不了家，跟父母合住，便把他那间屋的整堵墙排满自焊的方形鱼缸，养的都是热带鱼，有神仙、吻嘴、蓝曼龙、虎皮、斑马、玻璃帆船、五彩金凤等许多品种，鱼缸里还栽培着玉簪、皇冠、如莲、香蕉、牛舌、菊花等各类水草。由此可见他们父子二人的物质、精神生活，毕竟与祖辈已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从丐头爷爷身上所渗透下来的一种乞丐心态，以及从父亲卢胜七身上散发出来的“硬乞”精神，却还是不难从卢宝桑身上寻到烙印。
而卢宝桑之所以成为卢宝桑，却还不仅受熏陶于父系，也受熏陶于母系。
他母亲卢黄氏，出身于天桥——即与钟鼓楼遥相对应的南城贫民集团。据说从敌伪时期到解放前夕，天桥有所谓“八大怪”，他们当
中有：“大金牙”（拉洋片的，徒弟叫“小金牙”）；“云里飞”（唱小戏的，穿戴的是纸糊的行头）；“蹭油儿”（卖一种去油污的东西，边唱边卖）；“管儿张”（用小竹笛放人鼻子里吹，能奏出各种曲调来）；“王半仙”（同闺女一起变戏法，主要的节目是舞白纸条，纸条能在他们父女手里里外蹦、上下套）；“宝三”（表演中幡、摔跤的）；孙洪亮（卖虫子药，边卖边唱，后来居然成为一霸，购置了铺面，欺压百姓，解放后被镇压）；“大兵黄”（曾在军阀军队中当过下级军官，身板特奘，他每天在天桥摆一圈凳子，卖点跌打损伤药，但他既不表演杂耍，也不表演武艺，而是坐在那里，甩开嗓门大骂，骂时局，骂贪官，骂污吏，因为他骂得有理，骂得痛快，所以天天有人坐成一圈听他叫骂。他穿一身陈旧的灰军装，山东德州口音，撂着辈儿骂脏话，竟因此得名）。卢宝桑的母亲，传说就是“大兵黄”的女儿，不过人们也只是私下窃议，除了派出所的户籍
警，似乎也没有人敢去当面问她，而户籍警对此好像也从未产生过多余的兴趣。不管这传闻确否，从卢宝桑母系那儿，他确实又熏出了一种敢说敢骂、敢打抱不平的气概。
且说在薛纪跃办喜事那天，卢宝桑作为首先到达的亲友，一进门就给薛家带来了诸多不快。他来的最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大吃大喝一番，他也并不掩饰这一点，所以他迈进了新房，见到薛纪跃并无什么贺喜的例话，先问薛纪跃索要三五牌香烟；未能遂愿后，他只好降格地权抽“礼花”；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他便站起来在屋里转悠，最后转到五斗橱前，踮着脚尖研究着墙上的结婚照。忽然他“嗤”地乐出了声来，那是一种阴阳怪气的闷笑；笑完他挨近薛纪跃身边，凑拢薛纪跃耳朵问：“怎么着！没先玩玩？我看她够你招呼一气的！”
薛纪跃脸刷地红了，气急败坏地把他一推：“去你的！胡唚！”
卢宝桑宽容地冲薛纪跃挤了挤眼，便叼着烟卷出了新房。他麻利地拐进了充当临时厨房的苫棚。
薛大娘见了他，不得不敷衍：“哟，宝桑来啦！你爹你妈怎么没一块儿来呀？”
卢宝桑嬉皮笑脸地说：“薛大妈，给您道喜啦！我爹我妈倒是想来呀——可您跟大爷不是没请他们吗？”
薛大娘扬着嗓门应付：“哟，咱们两家还用得着虚礼儿吗？还用下帖子呀。知道了信儿，自然就该来呀——你们不也没‘随份子’吗？我就不挑这个礼儿，咱们谁跟谁呀，光你帮着搬家具，那股子牛劲，就顶别人俩仨‘份子’哩！”所谓“随份子”，就是亲友们给喜家的小额现金，一般少则两元多则二十元。薛大娘点到这个问题，让卢宝桑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忙假装参观厨房中的种种景象，结果自然就同正铺摆大冷盘的路喜纯对上了
眼。
路喜纯早从声音听出是他，四目相遇后，路喜纯便微笑着对他说：“你又到这儿足撮来啦？”
“哥儿们！”卢宝桑没想到今天薛家请来的大师傅竟是路喜纯，他不由“惊呼热中肠”，一巴掌拍到路喜纯的肩膀上说，“是你呀！你可得好好地露一手啊。这是我大爷大娘家，我二兄弟办喜事，看在我面子上，你也不能含糊呀！”
薛大娘不由问：“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
卢宝桑抢着回答：“他爹原先跟我爹在一块儿蹬平板三轮。他妈我也见过，两人前后脚都‘嗝儿屁’了。他跟我一样，还是条光棍儿！”
这话一出来，薛大娘心里又添了点不自在。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考察，她本已对路喜纯的手艺和做派产生了信任和好感；可卢宝桑一
揭“底儿”，原来这路喜纯偏是个父母双亡的光棍汉，真不巧！他那晦气，该不会通过饭菜，传到咱薛家来吧？
路喜纯微微地摇头，心里连连叹气。他太了解卢宝桑了，他们俩小学时候还是同学。卢宝桑原来比他高两个年级，后来蹲班蹲到他在的那个班。他最见不得卢宝桑那既不尊重别人也不自尊的丑态。他们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小学高年级学生也学着中学、大学生的“造反派”揪斗校长、老师，卢宝桑那时候比一般六年级的学生大一岁，个头已经基本长足，显得身粗力大，开头，他也戴个大红袖章，以“红五类”自居，那时他似乎确有这个本钱。据说他爸爸卢胜七，在解放后镇压钟鼓楼一带的恶霸时，帮着行刑的解放军捆绑恶霸，拖着恶霸拉向法场，表现得非常革命，非常勇敢。所以，在揪斗校长、老师的批斗会上，他总扮演那揪着人家“坐飞机”的角色。他除了撅人家胳膊、按人家脑袋，还要想出其他各种各
样恶毒而刁钻的办法来侮辱人，如猛踩人家脚背啦，揪耳朵让人家偏仰着脸“示众”啦，拿墨水瓶往人家衣领里灌墨水啦……他干这些事时还爱一边朝台下的“革命师生”扮鬼脸儿。后来，他更把这种虐待狂的劲头施加到同学身上，他让那些“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用脑门顶着墙上的钉子罚站，用别针把他们的“认罪书”别到他们的胸脯肉上。可是，过了没多久，不知怎么的，卢宝桑的爸爸卢胜七在单位里被揪出来了。路喜纯去看过大字报，当时看不懂，后来才弄明白，原来有人揭发他，解放前夕北京的大学生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抗议国民党反动政策的示威大游行时，国民党的军警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让他们放手冲撞游行队伍，打跑一个学生给一个馒头，被收买的打手中就有卢胜七，他一次就挣了十八个馒头！这事被揭露出来以后，卢宝桑顿时由“红五类”变为了“黑五类”。让路喜纯感到奇怪的是，卢宝桑并没流露出什么悲苦忧伤，这倒还罢了——
在学校后来那些批批斗斗的荒诞场面中，卢宝桑竟往往不等别人揪他，便自动站到被批斗的位置上，高高地撅起屁股，双臂向后高抬，有一回他还自己当众打自己的耳光……回忆起来，最最令路喜纯不能容忍的，是正当他在台下默默地同情着卢宝桑时，一瞥之中，卢宝桑却斜着脸儿朝他吐舌头出怪相！
长大以后，路喜纯常把卢宝桑当作一面镜子，来检验自己的灵魂。他可以原谅卢宝桑以往的愚昧，他也可以容忍卢宝桑现在未能涤尽的恶习，但他自己却无论如何要引以为戒，他要永远尊重别人的人格，更要尊重自己的人格。
路喜纯真不乐意卢宝桑出现在这家的婚宴上，他所精心烹制的这些菜肴，肯定要遭到卢宝桑的荼毒！比如这个铺放美观精巧的尺二冷盘，当中是土豆泥垫出的两颗套在一起的心，上面用金糕条镶嵌出了一个鲜红闪亮的字，周围用火腿、虾片、盖卷丝、猪头
肉、黄瓜盅、西红柿花、松花蛋瓣等等组成了彩色的对称图案。这冷盘上了桌子，是应当“一看”“二品”之后才“三报销”的，但你怎能保证卢宝桑不一筷子就把它搅个稀巴烂呢？唉！
卢宝桑却全然不能体察路喜纯的心情，他在路喜纯面前油然生出一种优越感来——此刻路喜纯是伺候人的，而他自己恰是被路喜纯所伺候的宾客之一。他油腔滑调地命令着：“你小子可不许在这儿留一手啊！你‘丫挺的’把你的本事全给咱捣腾出来！”
这时，薛纪跃的大姑一家来了，卢宝桑闻声出去同薛大娘一起招呼着——原不是生人，且不说薛永全和大姑他们那死去的二弟当年也是乞丐帮的，当年在隆福寺混的大姑父，跟卢宝桑母亲家，不也是有过来往的吗？卢宝桑心里浮出这七穿八达的亲友关系，更觉得他今天在这儿吃香喝辣是名正言顺了。
忽然薛永全师傅汗涔涔地提着个鼓鼓囊囊的
草包回得家来，大家乱哄哄地互相招呼着。薛师傅不无焦急地对薛大娘说：“你看这事儿——马凯餐厅说今儿个运啤酒的车不来了，昨儿个他们剩得不多，一会儿有两桌华侨包饭，全得上。咱们的啤酒可就全黄了！”
薛大娘不由唠叨起来：“你看！我就知道你没一样事能办成！昨儿个我说早点把它买回来搁着，你不干，说什么搁屋里头酒要坏，搁屋外头瓶子要裂，还是搁人家餐厅冰箱里最好——你看今儿个怎么样？人家不认账了吧？……”
薛师傅遂说：“我从马凯餐厅那儿一路找到地安门，今儿个都没啤酒，我只好在地安门商场买了十瓶‘麦精露’……”
“那玩意儿哪行呀！”卢宝桑激昂地插进去说，“没有啤酒还办什么事儿！小跃子他们两口子往后能顺顺溜溜过日子吗？”
薛大娘心里像塞了团烂泥。又是一档子不吉利！北京市民的这种婚礼，三种酒缺一不可也是一种风俗——白酒如果实在弄不到八大名酒之一，至少也得有“龙凤酒”，这代表富贵；葡萄酒也不可缺，但必须是三块五以上一瓶的“北京红葡萄酒”，这代表兴旺发达；啤酒必须充分供应，这代表和顺美满。现在却居然出现了“三缺一”的严重危机！
正当薛大娘一筹莫展时，卢宝桑宣布说：“我就不信‘马凯’他们那儿真的没货！准是他们见大爷面善，就他妈的糊弄大爷。你们等着，我去一趟，我就不信端不来一箱！大爷，给我钱，给我装酒的家伙，我这就去！”
薛大娘心乱如麻。她跺着脚说：“秀娅怕这就要到了——门口也不知都有谁守着，放鞭炮、撒花纸的孩子别偏这时候没影儿了。”
大姑便赶紧带着薛纪跃的表姐、表侄等人往
大门外去。
这时薛师傅把二十块钱和两个大网兜给了卢宝桑，卢宝桑便一溜烟地出征马凯餐厅去了。
薛大娘和薛师傅暂且进到他们自己的房中，薛大娘拿起炕笤帚，先把自己的衣服掸扫干净，然后又给薛师傅掸扫……
没过一会儿，门口传来了响亮的鞭炮声。薛大娘扽扽衣裳角，庄重地走出自己的住房，又走进新房之中。薛师傅跟在她的后面。

来自：掌上乐园

断线的木偶

9楼 断线的木偶说：
14.新娘子终于被迎到了新房中。有的售货员为什么故意冷落顾客？
迎亲小轿车的司机很不高兴。干这类差事他可不是头一回，也遇上过不少“格涩”的顾主，但今天这趟可真把他折腾得够呛。
潘秀娅家住在一条挂有“此巷不通行”标志的小胡同中。那胡同相当狭窄，小轿车开到胡同口，自然也就停住了。孟昭英和詹丽颖便下车走进去迎新娘子。潘秀娅家满屋子都是人，也来不及细认，但很快孟昭英和詹丽颖也就看出来，这一群人的主心骨是那位潘秀娅叫她“七姑”的干巴老太太。
七姑是特意从广安门外赶来，充当女家的“送亲姑妈”的。潘秀娅的两个姐姐出嫁时，都是她充任这个极其重要的角色，这回潘秀
娅出阁，她不仅当仁不让，而且大有戏曲舞台上的名角儿出演“封箱戏”的气派。除了新娘子潘秀娅，人群里就数她穿戴打扮得整齐。她人过六十，脸上的皱纹是无法掩饰的，但她把尽管日渐稀疏、却还不露头皮的短发细心染过，又施以不知多少的头油，并从上到下弄出一点似有若无的波纹，这样一来，便顿收奇效——离远点看，你会以为她不过刚到五十。孟昭英和詹丽颖到达时，她正给新娘子检查装束。新娘子潘秀娅这天穿着一身近似苹果绿的带隐条的西式女服，是在王府井雷蒙服装店定做的，上身翻开的斜领里，露出水红色、大尖领的化纤衬衫，斜领下端插着朱红的绢花，绢花下缀着烫有“新娘”字样的燕尾签。七姑认为那绢花的花瓣张开度不够，正在细心地一瓣瓣调整。
孟昭英和詹丽颖进屋后，大家闹嚷嚷地见礼完毕，詹丽颖便大声感叹说：“新娘子好漂亮呀！我要是小伙子，都巴不得要娶你！”
七姑闻声盯了她一眼。心想薛家怎么找这么个人来迎亲？张嘴就没个分寸！不过，她暂不动声色，只是问：“‘小轿子’在门口了吗？”
詹丽颖满不在乎地说：“嗨，你们这条死胡同！汽车开不进来，车在胡同口外面等着。就走出去上车吧——新娘子，我们可要把你拐跑！”说着便伸手去挽潘秀娅胳膊。
七姑把詹丽颖伸出的手给挡了回去。她意识到自己今天的责任格外重大。这位“詹姨”竟如此无礼！什么“死胡同”“拐跑”——多不吉利的言辞！再说，迎亲的“小轿子”不开到门口，那怎么能行？于是，她脸上现出极其严肃的表情，语气坚决地说：“得让‘小轿子’开到门口来，这胡同够宽的，能开进来。”
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孟昭英说：“开倒能开进来，可胡同里没法子掉头呀！”
七姑坚定不移地说：“就得开进来！能开进
来就能开出去！告诉你们说吧，就是拆几座房子，也得让它开到门口来！”她嘱咐潘秀娅：“秀丫，你坐下候着。我去给张罗去！我就不信他开不进来！”说完便气度轩昂地朝屋外走去。孟昭英、詹丽颖及潘家的一些人不由得随她到了胡同口。
司机本来不肯把车开进胡同，但七姑一张利嘴，把理、利、情熔为一炉，不由司机不照办：“我说师傅，你甭强调客观，你们那章程，当我不知道吗？你就该开车到户，要不我找你们领导反映去……你多开几步对你有啥坏处？不还能多收点钱吗？你服务到家了，我们给你写封表扬信寄去，你这月奖金不就稳拿了？……我说小伙子，你怕自个儿还没办过事吧？人一辈子就办这么一回事儿，到你办事的时候，你愿意含糊吗？帮衬帮衬我们，赶明儿你办事的时候，准能逢凶化吉，遇阴转晴……”当然，在七姑说这番话时，潘家的人也就给司机递过去了整包的好烟，司机虽然没接，但他们把那烟扔到司
机座椅边上的“小斗”中时，司机也便默受了。
最后，司机不但把车开进了胡司，而且完全采取了七姑的方案：不是开进去倒出来，而是倒进去再开出来。七姑的苦心大家一琢磨也都恍然，不由不对她肃然起敬。唯独詹丽颖只觉得好玩，还不能同七姑的情绪取得完全的共鸣。
小轿车在潘家和潘家邻居们的一片欢喧声中开出了胡同。车上，詹丽颖坐在司机旁的前座上，后面当中是新娘，新娘左边是七姑，右边是孟昭英。
新娘潘秀娅的心情不能用“激动”这个词来形容，她处在一种平静的满足感中。孟昭英虽说握住新娘子一只手，微笑着，心里想的却是自己的女儿小莲蓬——也不知她现在怎么样了？七姑盘算着一会儿该怎么样为女家争得最充分的脸面——只有在这样的精神活动中，她才能体验到人生的真正乐趣。
詹丽颖从前座上扭过身子，望着新娘子，照例毫无顾忌地评头论足：“咳呀，你这身西服剪裁得可真不错，可就是颜色嘛——跟你里头的衬衫太不协调！干吗非这么桃红柳绿地搭配？该有点中间过渡色的东西点缀点缀，平衡一下才好……”她这人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车子开到一处地方，她招呼司机说：“师傅师傅，边上停停，我得办件急事！”司机以为她要下车方便，只好朝边上靠去，七姑大吃一惊：“这是怎么个碴儿？不能停！不能停！”
司机不能不心烦。你们究竟有没有准主意？究竟听谁的才对？他车子既然已经靠近马路边了，那里又正好是准停车处，也就不顾七姑的抗议，停了下来。詹丽颖麻利地开门跳了出去，笑嘻嘻地对司机说：“三分钟！保准回来！”便在人群中消失了。
七姑大声抱怨起来：“这是怎么着说的？迎亲的‘小轿子’怎么能中间随便停下？这可有
个不好的讲头，可要不得！”她质问孟昭英：“你婆婆是怎么搞的？找了这么个着三不着两的人物来迎亲？他们院里就再没有合适的‘全可人’了？”
孟昭英解释说：“原先请的是澹台智珠，您听说过吧？唱京剧的名角儿，可不像她这么风风火火地没个稳重劲儿……要不，咱们走吧，甭等她了——她指不定又要兴出个什么怪来呢……”
七姑只是咬着牙叹气，心想扔下她也不是个事儿——迎亲的半路上撤了个迎亲的主儿，那讲头可更不吉利……
三分钟过去了，詹丽颖没有回来。五分钟过去了，还是没有影儿。不光司机抱怨，七姑愠怒，孟昭英着急，新娘子潘秀娅也沉不住气了……到第八分钟的时候，詹丽颖飘然归来。她拉开门坐进车中，呼哧带喘，正当七姑就要冲她发作时，她却笑吟吟地把一样东西递给七姑，解释说：“我上下班总路过这
家百货商店，早留下了印象——他们卖的这号别针不俗，我看今天新娘子的这身打扮上，还就缺这么个别针……七姑您有眼力，您给瞧瞧这花样、手工怎么样？您这就给她戴上吧，您能戴得恰到好处……”
司机继续开车向前，七姑接过了一个漂亮的织锦面小首饰盒，打开一看，里头是一个亮闪闪的领针，银丝弯成的变形叶片上，缀着些琥珀色和蓝紫色的假宝石，确实精巧雅致，遂转怒为喜，赞叹地说：“哟，敢情您买这个去啦？真不赖呀……”
七姑便把那领针给新娘子别上，孟昭英也夸赞说：“詹姨说得真对，秀娅别上这个，西服跟衬衫就不那么显得扎眼了。这别针就是‘中间过渡色’吧？单看着似乎不那么艳丽，往领口这儿一别，嗬，电影明星似的！”
潘秀娅便由衷地致谢说：“詹姨，这少说也得好几块吧？您不是早就送过礼了吗？又买这个——真让人过意不去！”
詹丽颖爽朗地大笑着：“那有什么！快别说这个！小跃子是我眼瞧着长大的，他跟你办事，我当姨的有什么舍不得？我要早想到这个，还能从从容容地给你挑个更好看的哩……”
小轿车里的气氛，顿时达到一个喜幸、融洽的高峰。
但是詹丽颖这人既能在一个举动里让人对她敬爱有加，也能在一句话上使人对她生烦生厌。
小轿车加速向钟鼓楼而去。詹丽颖想到刚才的即兴采买，发议论说：“算我这回运气好，进门走拢柜台就买上了……可真是千载难逢——以前我去商店买东西，不是遇上售货员在柜台里头光顾互相说话，你喊也不搭理你，就是遇上他在那儿来回来去数一沓钞票、单据，硬不抬头……真讨厌死了！”
潘秀娅低下了头。不是害臊，而是不快——
这詹姨是怎么回事儿？她难道忘了，我潘秀娅也是站柜台的嘛！
潘秀娅在照相馆里属于营业组。她并不会照相，也不懂暗房技术，她们营业组就是在柜台里头接待顾客，或给要照相的顾客开票，或收验底片、开出冲洗加印的票据，或根据顾客递上的票据交付洗印好的成品……同时也兼卖一点照相器材和胶卷、相册什么的，也兼办出租相机的手续。比起一般商店，他们每天接待的顾客，人次不算太多，工作不算太紧张，可潘秀娅和几个年龄差不多的营业员，恰好有詹丽颖所指出的两个习惯——潘秀娅就常常是顾客站拢柜台外面，已经开始向她发话，她也明明瞧见了，却偏要扭过头去，跟同事用一种在家里聊天式的语气，接着刚才的一个什么话茬儿，当着顾客的面絮絮地说上那么一会儿，比如议论他们馆里刚散发完的电影票：“……你瞧多缺德！他们暗房组又把好票全拿去了，给咱们的全是后排的边座儿！我这张更倒霉了，我就知道
这座儿紧挨着厕所，味儿着呢！我要跟大老王换，你猜怎么着，他冲我学猫叫——恶心劲儿的，那么大岁数了，也不怕寒碜……”顾客这时候必然不耐烦了，或以假咳嗽提醒，或放大嗓门叫唤，有的更干脆指责起来：“嘿，你们这叫什么服务态度？怎么不理人哪？”她这才转过脸来，懒懒地问：“你要什么呀？”……点款、点单据，说起来确也有相当的必要性，特别是百货商场一类地方，每个营业组一天要定时向银行交一次款，但潘秀娅身在其中，深知可以用点款、点单据大大地怠慢一番顾客——她点款点单据时就专爱站在柜台边上、最接近顾客的地方，顾客来了必然要同她搭话，希望她停下来予以接待。她呢，则越发点得起劲，故意连眼皮也不抬一下。有的顾客不免就要嚷嚷起来，追究她的服务态度，先是她，后来又必然有其他同事凑拢来，向那顾客理直气壮地申明：“这是我们的业务，你懂吗？不清点行吗？清点的时候就没必要理你！”有的
顾客或者还要质问：“你们既然清点的时候不接待顾客，那干吗不到后头清点去？”她和同事们照例是反击曰：“我们爱在哪儿清点就在哪儿清点，你管得着吗？”……
起码在北京，柜台服务人员的这两种表现构成了服务态度当中的常见病、多发病和顽症，不知有没有人从这类表现入手，探察过潘秀娅他们之所以出现这类表现的特殊心态？（这两种表现又主要集中体现在青年柜台服务人员身上。）
倘若有人盯着潘秀娅问：“你怎么会有这两种表现呢？”她怕只能回答说：“我也不知道。”再问：“那你们哪儿学来的呢？”她怕也只能回答说：“没有人专门教给我，是我看来的——在我没工作之前，我还在柜台外边当顾客的时候，人家就那么对待我的。”倘再紧盯着问下去：“那时你不会觉得好受吧？为什么一旦你站到柜台里头去了，你就跟着学起这套做派来了呢？”她一定答不出
来了，真的答不出来。因为她没有深入思考一件事的习惯。换句话说，像她这样的青年，不太具备进行哲理性思维的能力，对于所面临的这个世界和流逝着的人生，她只有一种高于本能而低于哲理的“浅思维”。
这就又不能不追溯到她的出生教养，以及她本身的生活经历，还有对她施以有形、无形影响的具体社会环境。
她同薛纪跃一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家庭。而且这曾经是一个经济上更其拮据的小市民家庭。她的父亲早年是在庙会中做小买卖的摊贩，他所经营的那些商品现在已经绝迹。如他曾吹制发卖过“吥吥噔”——这是一种劣质玻璃做的儿童玩具，呈喇叭形或葫芦形，儿童把类似瓶口的一头含入嘴中，一呼一吸地吹气，因那容器的底部很薄，所以能随气流的冲击“吓吓”作声；当然，这种玩具很容易吹破，对儿童的呼吸道有弊无利，弄不好还会割破儿童的手，所以
早已被淘汰。又如他曾磨制发卖过“香面子”——就是采集各种有香味的植物，焙干后研磨成细末儿，装人碎绸缝的荷包，卖给人拴在身上以除汗味、臭味，卖的时候照例吹嘘说拌入了麝香，其实除了挂在摊头以充样品的荷包中确有一点麝香外，其余的都全部只是植物香料。这东西后来也被时代所淘汰。他也还卖过其他一些类似的小东西，直到解放后庙会活动结束。后来他才到洗染店当了店员，去年退了休。潘秀娅的母亲说起来还是下嫁给她父亲的。母亲家虽说也是在庙会上摆摊卖货的，但那摊、那货，都要气派得多。潘秀娅的姥爷是经营假发的，每年冬天庙会萧条期，他就肩上扛个褡裢，到关外去——一直走到图们江边，收购妇女发辫。据说当年以“鲜族”（即朝鲜族）妇女的头发最好，因为他们当时的风俗是妇女不到结婚不剪发——所以潘秀娅姥爷要跑那儿收购去。开春后，姥爷回来了，便加工收购来的头发，制成各种辫儿、髻儿、纂儿……然后拿
到庙会上发卖。据说那头发要以黑中透黄的才算上品，乌黑的反卖不出价儿，因为头发越黑则越脆，不坚牢。这样一种经营当然是卖“吥吥噔”和“香面子”者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潘秀娅母亲嫁过来以后，很长时间都有一种优越感。直到潘秀娅姥爷去世以后，母亲除了季节性地卖一阵冰棍，基本上只是个无职业的家庭妇女，家里主要指靠潘秀娅父亲挣工资过日子，这才渐渐消了锐气。
这样的一种家庭，文化水平既不高，经济上又长期不宽裕，家里人的言谈话语中，自然不会有什么哲理的意味；而且，这样的小市民在解放前生活虽然动荡、艰辛，对旧社会一般却又并无深仇大恨。到了新社会，他们生活安定、温饱有靠，所以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是感激的、满意的；不过相对来说，他们又居于城市居民中物质、精神两方面都较匮乏的层次，所以他们一般也绝无昂奋、敏锐的政治情绪。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气氛中，他们最关心的，主要还是粮
店的粮食会不会涨价、购货本上所规定的一两芝麻酱的供应能不能兑现？只要这类生活中最基本的实际利益不被动摇，那么，无论报纸上在批判谁，或在给谁平反，他们都无所谓。由此可见，“浅思维”是他们这一群体的基本素质，并成之有因。
这批小市民的子女，大多数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或沉淀在北京城庞大的服务性行业之中，或成为工交系统中体力劳动成分较重的那部分工作的承担者。当然，其中也有受惠于我们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得力于自身的发奋努力、而成为干部和知识分子的，但那实在只是少数。一些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子女，虽在“文化大革命”中成批地加入了工、农、兵的行列，其中一部分还加入了服务性行业，但随着1977年以后的社会生活变化，他们又大批地涌进、调入了大学、行政机关、科研机构、文化部门……留在服务性行业中的尤其罕见；即使留下，也大都或进入科室，或从事有关的科研，比如潘秀娅他们
那个照相馆，唯一留下的一位知识分子子弟，是报上发表过表扬性文章的（表扬其父母支持孩子在服务性行业坚持工作），在照相馆中也是从事着修版技术（特别是“开眼技术”——即在被摄者眼睛闭合的底片上，为被摄者“开眼”，这是在团体照中常出现的问题，因无法请被摄者重摄，所以必须在底片上施“开眼术”），而绝非像潘秀娅一样站柜台边“伺候人”。
把握住了这样一种总体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潘秀娅式的售货员为何会经常互相交谈冷落顾客（或干脆扎堆聊天），以及为何会经常在柜台上清理货款、单据而俨然自得了。
这种精神状态，实际上是他们“浅思维”中的一种心理反抗方式。如果我们用“深思维”透视一下的话，便会理解到，他们可以从相互交谈不理顾客（或边热烈交谈，边冷淡而迟慢地应付顾客）之中，取得一种心理平衡，显示出他们一群的独立价值，使顾客意会到
不是他们有求于顾客，而是顾客有求于他们，即不是他们该伺候人，而是顾客该为获得某项服务付出一定的人格代价。同样的，当着顾客的面来回来去地清点款项与单据，则可以显示出他们工作的庄重性、严肃性以及特别容易被顾客忽略的技术性，从而获得一种心理补偿（谁说我们的工作光是取取拿拿？）……
在社会主义服务性行业中，的确有那样一些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的先进人物。他们之所以先进，归根结底是他们对自身、对社会，能作一种进入哲理状态的深入思考，他们把站柜台当作献身一项伟大事业的光荣手段，所以他们绝不会有潘秀娅式的表现。而潘秀娅他们所以总不能由“浅思维”进入“深思维”，说到底还是因为文化水平低下。比如说，潘秀娅就没有三维空间的概念；她也全然不清楚中国的近代发展史（且不论近代以前的历史知识）；看一部电影《巴黎圣母院》她觉得有趣，但故事究竟发生在哪一国
的什么时代，她弄不清楚；她虽然在照相馆工作，但照相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感光材料究竟为什么有成像的能力，她至今还是稀里糊涂……看来要让她这样的市民青年形成社会主义觉悟，树立共产主义理想，甚至需要从普及天文知识、生物发展史和简要中国历史知识入手，因为归根结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也就是说，是一种文化，并且是一种高级的文化。
在1982年12月12日那一天，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文明正在继续向前推进。在一些科技、生产发达的国家，电脑已经开始走向普及；在我们祖国，许多现代化的重点工程已进入紧张的全面施工阶段；北京城也在分秒不停地跑步前进，二环路上的立体交叉桥已经全部竣工，一座座新的建筑像春笋般拔地而起……但是，潘秀娅，这北京城里最平凡的一个社会成员，却以仍不能进行哲理性思考的灵魂，迈进了她人生中的一个新的阶段。
经过1966年到1976年的思想禁锢，1978年才有人公开呼吁在社会生活中给爱情以位置，但1979年便有人对爱情提出了很高的哲理性标准：“爱，是不能忘记的。”1980年，报刊上、银幕上出现了一股爱情热，以至于人们不是担心爱情找不到它的位置，而是抱怨爱情过多地占有了位置；1981年以后，更出现了五花八门的关于爱情的见解和表现，一些勇敢者甚而开始研讨起婚外爱情和爱情的“合理可变性”这类问题来；不少时髦青年在这愈演愈烈的时代潮流中，根据自己的理解选择着自己信服的理论，并大胆地付诸实践……
但这一切对于潘秀娅这类的青年市民来说，却影响甚微。无论作家们的精心结撰还是评论家们的揄扬贬斥，潘秀娅都全然不知，因为她除了电影杂志，不看别类杂志，而看电影杂志时又主要是看图片；照相馆订的有报纸，她也看，但主要是看电影广告和漫画。
对于她来说，自从过了二十二岁，“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浅意识”就支配着她积极地行动起来。对于她来说，这件事的意义很简单：她要在够得着的范围内，找一个尽可能好一点的对象。她缺少想象力，更谈不到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情绪，她绝不具备那种看了《水晶鞋和玫瑰花》这部英国影片，就在入睡时把自己幻化为“灰姑娘”的气质。她是非常实际的。二十二岁到二十三岁这两年里，她觉得自己应当向知识分子这个领域冲击。尽管就知识分子这方面来说，那时候还呼吁着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潘秀娅这样的姑娘不但早在心目中给他们落实了政策，而且一直企盼着能成为他们圈子中的一员。她曾在照相馆的那位专攻“开眼术”的小伙子身上下过功夫，勇敢到在他卧病在床时，提着水果去他家探望；但她不光从那小伙子的态度上看出来，更从小伙子父母的眼神里看出来，她那个打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她及时地知难而退。她明白了她的两个姐姐为什
么到头来都嫁给了工人。进了二十四岁范畴以后，她频繁地通过介绍人同国营工厂的小伙子见面，有见过一面、两面、三面……至五六面的，她看上别人而别人看不上她的不多，大半是别人愿意同她搞下去而她及时地刹了车——那几个小伙子不是个子太矮，便是家里负担太重；要么就是刚进公园便想动手动脚，让她讨厌……接近二十五岁时，她才把选择范围降至与她平齐的行业中。她大嫂是百货公司开“蹦蹦车”的驾驶员，经常往商场运送化妆品一类的小百货，因此熟悉了商场卖香皂牙膏的售货员们，薛纪跃便是其中之一。他总是自觉地帮着卸货，显得格外憨厚、质朴。潘秀娅的大嫂再细一打听，这小伙子父母都是正派人，都拿着退休金，一个哥哥早独立了，家里没有别的杂人，又有房子可供他结婚，家庭条件可算相当不错；小伙子比潘秀娅大七个月，身高一米七五，脸庞长得相当水灵，跟生人说话时还有点爱脸红，显见脾气也不错——于是乎她便
给小姑子牵上了线。潘秀娅在同薛纪跃逛了三次公园、到薛家去过两次以后，就明确地表了态：她乐意。
爱情！潘秀娅甚至没用这个词汇进行过思维，在她的思维中只有“对象”这个概念；“我爱你”这个简单的句子，在她同薛纪跃搞对象的过程中，双方也都没有使用过，他们只说过：“我乐意。”
她要结婚。她要成家。成家过日子。她的对象既要“拿得出去”，又不至于在外头瞎胡闹、在家里跟她犯别扭。这样的对象她找着了。就像四喇叭的录音机她置备了一样，虽然牌子软点，但毕竟属于四喇叭一档的。
今天她正式结婚了。什么“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爱情的花儿将结出爱情的果实”“生活的航船啊，从今你有了两个并肩的舵手”……这一类的哲理思考和诗意情绪，潘秀娅一点也没有。
可是坐在小轿车里，她心里还是高兴的。詹丽颖的某些不恰当的话语固然令她不快，但那浮上来的不快，很容易被迎面而来的喜庆之风吹走。这不是已经开进胡同了吗？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及时地响了起来。七姑小声地叨唠着：“怎么就挑着一挂炮？该在大门两边一边一挂才对头哟！”潘秀娅既感激七姑对她的维护，也满意婆家的安排。放了鞭炮就好。“牌子软点，可总是四喇叭的呀！”

来自：掌上乐园